杨道还 5/6/2016
(1)
孔子讲：“君子不器”（《论语·为政》）。形而下谓之器，器是有形有用的，但孔子认为君子学而不厌，不应该以成为一器为目的，或者说以致用为学习的目的。孔子学术的根本立足点是仁，而仁基本的意思即是以他人为人，而非一器。这是君子不器的理论上的原因。不视人为器，自己如何能够以器自矜呢？所以与现代教育使人为一器不同，孔子的教育是使人为人。
孔子教育的目的，不是为了使学生成为专业人士，樊迟请学稼，孔子说：“我不如老农”，又说：“小人哉，樊须也“（《论语·子路》）。孔子种地不如老农是大实话，后一句是孔子的气话，这一句经常被误解为孔子蔑视体力劳动。向孔子学种地这种话，就如同对希尔伯特，高斯这样高傲的数学家说，要向他们学记账，他们如何反应可想而知。学农是想成为一种社会中有用的器或人才，孔子已经言之在先，君子不器，那么樊迟就不得不归于小人一类。
比樊迟更等而下之的追求功名利禄，就更不是孔子的教学目的。不以利禄为念的人难得，所以孔子感叹：“三年学，不至于谷，不易得也”（《论语·泰伯》）。钱穆解“不至于谷”为，向学之心不转到谷禄上去。即是一个不浅尝辄止，急功近利的意思。当孔子让漆雕开出仕，漆雕开说：“吾斯之未能信”（《论语·公冶长》）。孔子对此回答很高兴，就是因为漆雕开这种学生不易得。这里信是不疑，不疑则无惑的意思，钱穆解为漆雕开说自己未能自信，也是同一个意思。
孔子说：“君子谋道不谋食。耕也，馁在其中矣；学也，禄在其中矣。君子忧道不忧贫”。（《论语·卫灵公》）人总是要做事情的，不器的人在社会中，不是什么也不做，而是做什么有随缘和选择的问题。在现代社会中，每个人都不得不卷入社会机器，被裹胁而行，更是如此。在孔子的时代，孔子讲，自己在家里种地，就不会有饥荒的问题，这是退可守；出去做事，自然有俸禄，这是进可攻。一开始就必定要如何，反而限制了自己。做到了“忧道不忧贫”，就有了君子的基础。
诸葛亮《诫子书》说：“夫君子之行，静以修身，俭以养德。非澹泊无以明志，非宁静无以致远”。静是不轻用其身，俭是不以外在享受为念。“富润屋，德润身”（《大学》），外在的东西不属于自己，不能润身生色，转生负担而减色。修身先慎行，然后以内在的德来滋养，即“仁义礼智，非由外铄我也”（《孟子·告子上》）。不静就会引起不必要地“外来铄我”，这样得到的东西不是我的，不是属于我的真正的仁义礼智；已经静，又摒除外在的诱惑，德才能开始涵养生长，起到作用。澹泊明志，则不急功近利；宁静致远，有“蚓无爪牙之利，筋骨之强，上食埃土，下饮黄泉，用心一也。蟹八跪而二螯，非蛇蟮之穴，无可寄托者，用心躁也”（《荀子·劝学》）之意，也有“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”（《中庸》）即可无远弗届的意思。这里的静不是能够安静地看书上网，但一天没有书没有网络，就郁燥如狂；而是得到自在的安详。诸葛亮这几句话深合孔孟之道，也通向释家道家。
(2)
钱穆说，孔子的教育是一种德性的教育。这是对孔子教育的高度概括。孔子说：“志于道，据于德，依于仁，游于艺”（《论语·述而》）。志于道，只能自发愿心，是无法教育的。而德，则是教育所能达到的最深层次。即学生用自心将教育的内容接应进去，成为自己的一部分。这样的习得不是外来的，侵入性的，强迫性的，僵死的。那样的教学结果只会引起异化，也会被自心轻视和不容，心无所容就容易遗忘。孔子说：“德之不修，学之不讲，…是吾忧也”（《论语·述而》）。这里孔子将德放在学之前，即是德又是学的前提的意思。诸葛亮《诫子书》也说“夫学须静也”，是同类的意思。
德是人修养身心得到的完整状态的描述，德性是人臻于德的身心之功用。“以有积为不足”（《庄子·天下》），即是德不同于德性。如，一个人可能既学识渊博又刚愎自用，前者是已成之德的丰厚，后者是德性的欠缺。孔子的教育是使人成为一个真正的人，这就需要德性总是活泼泼的。这样一来，一个人的成德才能逐渐“践形”（《孟子·尽心上》），而不是成为一个异化的人。异化的人，能够成为一个有用的器，但当其完全成为一个器，就成了失去了人的意味的四不像，成了《变形记》里的怪物。但当人能够“践形”，天生我才必有用，就不愁没有作为器的根本。
常有人批评说中国学术只知道教人做人，因而将人教成无用的人。这些人的错误在于不知道，无用的人并不是真正知道如何做人的人。而有用的人才，必然对如何做人有所领悟。与此相反的才人不可能成为真正的人才——这样的人做恶也不能自知，但虎兕出于柙，是谁之过？真正的人才或天才，对人的领悟比一般人是更为深刻的，也更倾向于去做一个真正的人。
从历史上看，先秦诸子都不是孱弱之辈，皆有豪杰气概和事业。直至宋末，中国学术仍然人才辈出。书生给人孱弱无用的印象，主要在元以后。这个时期是中国学术的低谷，也是异族统治和帝王专制最为残酷的朝代，尤其蒙满朝廷对中国学术始终有其戒备和敌视。但清廷一旦垮台，中国学术又立刻勃兴。近代史上值得一提的人物和大师，无不是旧学养成的，即便新文化运动的鼓吹者，也是如此。在新文化运动之后，中国学术在专制糟粕和西学夹攻之下，又转入低谷。此后的新文化培养出的人物，大多只有大师皮相，而缺乏真正风骨，这种态势一直延续到今日。看中国文化，应从这一短暂时期涌现出来的人物那里去看，应该考究在那样的贫弱，动荡和混乱的社会中，中国学术如何能够产生这样的作用。
以毅力为例，有毅力的人未必是能“用”毅力。在某一事上的毅力，可能是外铄的模式，而非自心的执行，这样的人在另一事上或许不能有毅力。有意思地一件事一件事地去试炼毅力，不一定导致能“用”毅力，反而疲惫或迷失本性，因为这样的事是无穷无尽的。只有当有需要，就能意识到此时当用，而即刻能用毅力，才算是有了毅力这一德，产生了真的毅力。这三个层次，即是普通人，人才，和天才的差别。
人材在真正的德之下就转成天材。普通人有了真正的德就直接届于天才，其间不容器。孔子已得这个源流，随心用之，这是孔子为伟大的教育家之原因。上面所讲的毅力，可以不是天生的，但看去自然天成，与其人天生的气质秉性须臾不可分而妙合。民国初期人物众多，不是那个时代偏得，有天分的人众多，而是旧学培养出的天材的显露。由此更进一步，对自己是否得到了真的毅力或其他的德的问题，一个人真正地自省，依赖于自心的诚德，即能否“用”诚，因此诚是德的根本，即使仁也要在此基础上建立——天材又由有诚无诚而高下或者善恶分流。从孔子到理学都反复强调“诚”，诚对善恶的决定性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。由此再进一步，则属于道家的境地，那是另外的一大块，这里不便赘述。
(3)
在具体教学中，孔子也是针对德性而施教。孔子说：“不愤不启，不悱不发”（《论语·述而》）。即，学生不至周思不得的时候，不去提示；不到达意乏辞时，不加引导。这样的方法能够竭尽学生的德性之用和对自己德性的体悟。至于死的知识，则属末节，可以随取随用。这是对于不足的情形，对于“兼人”的情形，即天才或者冒进的人，孔子采取抑制的方法，“由也兼人，故退之”（《论语·先进》），这很符合老子的反之则大顺的意味。这是从德的整体观入手，用这样方法得到的德性是完整的。某一方面特长的发展，不能协调，“揣而棁（锐）之，不可长保”（《老子·第九章》），“峣峣者易缺”，“欲速则不达”；不是必然如此，只是容易发生。
现代人一边伤仲永，一边将孩子送进大学的少年班，忽视了育人与成器的区别。父母欲使孩子成人，大学却欲使学生成器；父母欲使孩子自己幸福，大学却欲使其对别人有用，这两者有所交叉，但并非完全叠合。孔子的师道则得二者之要领。从现实的情形看，以这种冒进的方式培养出来的少年天才，很难说比同龄人更为出类拔萃，“天之道，损有馀而补不足”（《老子·七十七章》），这种情形有其必然的因素。而因此发生的悲剧，却或可避免。这类悲剧发生后，家庭与学校的代价也是不一样的。
现代的教师对如何能使后进的学生“进之”各显神通，即使揠苗助长，也自有办法。讨论此中利弊，就必须知道如何是人之用。现代人认为人尽其才是好的，但这样的社会在发展上就会缺乏余力而难以为继。中国古人则有培养元气，储才养望的观点，这是一种天下观，是“常使有余，毋使不足”的意思。这样，在社会演进或有动荡的时候，人才就不会捉襟见肘。老子讲：“天下神器，不可为也”（《老子·二十九章》）。对于天下的发展只能引而不发，积存一个势在那里，待其自然发展。所以器尽其用，人却不可尽其用，这是人之用与器之用的差别。一个充斥揠苗助长人才的社会，又比人尽其才更加棘手了。过度教育的问题不在于表面上的人才过剩，而在于实质上的人才虚亏。
对于一个人来说，也是同样的道理，引而不发，常使有余，才能立足而有所发展。一个人学业事业有成，却需要每天绞尽脑汁，穷于奔命地去维持，就只能守成，无选择，不仅难以应对任何改变和有发展，而且有才尽的忧虑。如能随时而静尚可，不能达到这样的境地，无余地，也就不能静，德性即会渐失。而游刃有余的人，则常有生力和预备，一旦处于囊中时，即可露出锋芒。
儒家讲究用之则行，舍之则藏。将这两者推向极致，用之有功天下，隐之藏于无名，而决定在我，就成了道家。道家有这样的宏愿，人数比儒家就较为稀少。无论儒家还是道家，都是君子不器的。道家与儒家肯出来出仕不同，道家只肯在用天下的时候出来做事情，而这又只是其中一个选项，还有无所用天下的另一个选项，所以在历史上只有部分道家是显现出来的。
杨道还的博客 