杨道还 5/2/2021
最近网上流传一篇《孔子的理想世界》。这篇文章节选了孙震的《孔子新传》。既云节选，有点儿断章取义也就理所当然。我写这篇博文评论这篇文章，主要是梳理，也有消断章歧义的意思。孙震这本书是值得一读的。孙震先生知识渊博，浅读之下，已使我获益良多。
这篇短文不是书评，而是有感而发。
（一）
文中节选了孙论述“孔子所处的时代是技术与经济停滞的时代”两段。这两段话可能会使人误以为，孔子思想发生于停滞的时代，因而就局限于那个时代，不适用于现代。但这并不是孙的原意。他在书中的表格里指，1700年之后才是非停滞的成长时代。他提到停滞时代，是为了引出他在书中所讲的，成长时代也需孔子的智慧。但这个转折转地有点儿大，以至于节选的人直接将其裁直了。
孙说，“孔子的理想人生最根本的部分，是伦理优先的价值观。”他这句话将三层意思合在一起讲了：首先孔子所讲的是伦理，其次是伦理的价值，最后孔子有个价值取向。”价值取向是个人的，是个道德范畴，主观的。伦理的价值，是社会性的，有对象和逻辑，是客观的。从这两个方面出发，才能知道为什么”成长时代也需孔子的智慧“。
实际上，这个论断，还有第三个方面，只有在成长时代到现代，以至于未来，伦理会一直存在的情形下，才能成立。这样一来，似乎他提及停滞或成长时代，属于画蛇添足。但我想，他是有见于现代人对伦理不甚了了，认为伦理属于应该被抛弃的旧事物，所以才有意提及的。
孙定义说，”伦理就是人与人之间适当的关系“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，不管过去未来，总是会存在的，所以，这里的“关系”一词很准确。但“适当”却是表象层次的定义。所谓适当，参照和根据是什么？如果利字当头，人际关系只有在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时候，才是适当的，就会有一套伦理。如果法律为王、政治为王、政治正确，人际关系只有在规定的正确轨道上一丝不紊地遵行，才是适当的，就会有另一套伦理。如果像《1984》或《黑客帝国》，伦理就会是另一种样子，端看系统如何定义。如果当社会处于怪、力、乱、神情形之一或多个的时代，就会有更多的各种各样的伦理系统。这些所谓的”伦理“，是伦理吗？
利字当头和法律为王的两类所谓”伦理“，现代中国人很多人没经历过，大概也见过了，两者也颇有些支持者。其实这两种所谓”伦理“，逻辑上讲得通，奉行起来也并不难，只是总有些人还有点儿人味儿尚存而觉得不舒服，是个问题。所以孔子所讲的伦理，只适用于这些感觉不适的人，其余人如鱼得水，对他们讲这些东西，就聒噪了。
伦理是有常的。子不语，怪力乱神。很多人不能理解为什么？通过怪力乱神，是不能得到伦理的。现代人喜欢看新闻、小说、电影、电视，不管其载体是报纸、媒体、还是多媒体，其内容很少有能脱离怪力乱神这四个类别的。这其中涉及到伦理的那些，无法借鉴，只是提供人一个机会去惊叹一下不伦是什么样的。走路很平淡，摔跤花样多，但从不能从摔跤学步，这个道理很简单。不管你对如何铊他（她）事件如何关注、了解、谴责，如何分析个水落石出，是不能从中得到任何可以为法则、可以借鉴的适当的关系。又如，民国著名电影《一江春水向东流》，艺术成就可观，但这个电影是对离乱中的夫妻伦理的表现，对夫妻伦理问题几无任何贡献。电影中男主角在日寇占据区有位”蒙难夫人“，在漫长的抗日期间又有了”抗战夫人“，最后抛弃了”蒙难夫人“，”蒙难夫人“绝望投江，这里适当的关系在哪里？古希腊悲剧很辉煌，柏拉图却认为艺术无用，为什么？”一江春水向东流”而已。
伦理是称不上停滞还是成长的，但存在有常和混乱之别。孔子说的“父父子子”，是有常的，不是说到了经济成长时代，父就不该是父，而是父变成兄弟、儿子、或者可出卖的货物了；子也是如此。这是由人的生物性的生命决定的，人是有世代循环的，父母生子，子又生孙。所谓伦理的合适与否，最终只能归结于对世代循环的轮转合适与否。伦，人而仑。某种”伦理“会打断循环，会杀人，那它就是自杀性的理，称不上伦。
更确切地说，伦理是在平平常常的年代和社会中的世代循环之理，是平常的、普遍的。人不知新奇而稀奇东西是未知，人不知平常而普通的东西，才是真正的无知。未知是正常的，无知是愚昧的。伦理因其平常和普遍，不适用于怪力乱神的时代。
经济可能威胁到人类社会的生命轮转，比如吾友陈京论述的社会经济中的人口问题，在加拿大主流经济学家那里渐得重视。人口不可持续，经济又有什么用呢？这样的经济学除了纸面上的正确和鼠目寸光下的效益，到底是有利的还是有害的？皮之不存，毛将焉附？经济如此，法律、政治、科技、文化这些花样毛色也不例外。如克隆这样的技术，将整体上改变轮转的机制。有些人认为科学成长总是好的，毕竟现在是成长时代么。因而对克隆人类技术的限制是保守、反智、或者愚昧的。但这属于无知，克隆并不是什么新知、新思想，人类对农作物的世代轮转的干预，早就试用过各种方式。不知道这一点的人，可以去了解一下大香蕉在五十年代几乎灭绝的事件。 对人自身生命轮转的尝试，只是在利益和无知的驱动下，照猫画虎而已。
以上可以说是我对”成长时代也需孔子的智慧”。的注解。可以说，孔子的训诫，不是什么善良、老练、道德，而是平常地、平庸的、平淡的人道和人道的有常之理。只要社会中人道尚存，就绕不开。这就像车轮不管如何千变万化，如何进步、fancy，它永脱离不了圆和规矩。讲伦理不提儒家，就跟讲车轮不讲圆一样混帐——你重新发明的轮子不圆，怨不得别人看不上眼。
现代人讲些愚公移山的话，是很可笑的，如科学会发展，然后会解决任何问题云云。愚公移山寓言里的山神有知，当问，你能“子子孙孙无穷匮”吗？先去琢磨一下如何移民填人口吧。
话说回来，孙在书中也提及成长时代对资源消耗的不可持续性的顾虑，详见其书。也就是说，成长时代真的是成长么？成长暗示着有个成熟在后面，不是有个灭绝鬼影幢幢地在后面等着的呀。
（二）
孙说，”所谓价值就是可以直接满足我们内心需要，让我们感到幸福的东西，主要为伦理、财富，以及社会地位与名声；由于可以直接满足我们内心的需要，所以叫作‘内在价值’（intrinsicvalue），也是人生追求的‘最终目的’（ultimate end ）。”
伦理的价值平常不易见，人们对财富和名声、地位孜孜以求，伦理就显得很次要，往往是可以作出牺牲的。财富和名声已经有了、地位显著的人，却往往发现伦理对他们来说是个棘手的问题。对于普通人来说，那些恬淡，知足常乐的人，也能发现伦理是他们生活中的首要问题，是有价值的。
每个人都是有追求的，这是人的本性，是人的自由意志的存在造成的。人的自由意志是非常飘渺的东西，哈佛大学某教授2003年即发布著作，论断“自由意志是错觉“，据说成为了心理学接的普遍共识。哈佛最新实验也发现，分成区的大脑，没有哪个是主管自由意志的。没有那个结构，功能从何而来？
心理学家的这种共识，造成一个很麻烦的问题：罪犯不该被惩罚，被补偿才是正确的。根据这个共识，犯罪是没有主观意愿的，所谓主观意愿，是个“错觉“；其实罪犯是被驱使的，其原因可能是生物电短路、化学污染、基因缺陷、生理不足等，最终背后的原因可以归于成长、家庭、社会的不完善和人的原罪。心理学家的这种共识如果成立，那么在我们维护法律的权威时，每个人都不公平地对待了罪犯们——伪装的圣徒们，在扔石头。
心理学家的这种共识，还好，没有成为法律界和社会大众这些科学缺乏症患者的共识。
讨论价值，只有在存在自由意志的情形下才成立。价值需要有高低，也需要有选择，而不是像掷骰子那样，六面其实都是一样的。
价值还有个体系，这个体系就像个建筑的房间和楼层一样，有波动变化，但从拓扑上讲，有高低不变性。伦理意义上的价值，尤其如此：比如说，爱情，不管是在父母之命还是自由婚姻的时代，长久总是保值的；不管花花公子的爱情技巧被高估还是低估，长久总在其上。
所谓价值，是社会话语层面的追求，即对人的追求的社会性、集体性描述和衡量。在此之上，将林林总总的价值合成一个体系来看，才有价值观。
现代人喜欢直接讲三观，三观“优先”，反推出伦理规则。但没有伦理底蕴的三观是空中楼阁，完全是话语体系，是名词学，在现实中寸步难行。个人和集体主义者往往大放厥词之后，又必须乖乖回到家庭去做慈父孝子、贤妻良母——自欺欺人。
孙文中说的伦理“优先”是孔子的“理想人生最根本的部分”，是很精确的。“伦理优先”是儒家理论的一个支柱，这个支柱不是个人优先、集体优先、科学优先、利益优先、三观优先、某个主义优先等等任何其它的东西。
科学优先一个典型例子是爱德华·威尔逊的《人的本质》。威尔逊研究蚂蚁和蜜蜂，认为几乎所有人类文化都可以从这些生物的行为得出。却不知道，他的“几乎所有”，所遗漏的，才是最关键的部分，包含了人类突破生物世界的阈值和门槛。正如黑猩猩有着“几乎所有”的人类基因，但那不足道的约1%的，却决定了人在动物园栅栏的另一边这样的巨大差别。爱德华·威尔逊的洋洋万言，却还没及“人的本质”的门槛，不知所云。一个简单的问题，文化基于文本而来的部分有多少？而人脑处理文本阅读的部分，不是自然界或进化论的东西——动物没有。
人的追求有两类。一类是人本性的追求。第二类是被社会的各种价值驱动的人，不再是个人的淳朴本性，而是夹杂着被动在里面。完全被社会价值驱动的人属于极罕见的”天才“，这里不予考虑。
老子说，”虚其心，实其腹“。小孩子困了、饿了、闹着要某个玩具时，就无法理喻，只有在”虚其心，实其腹“之后，才能真正地去玩耍——甚至学习，本性的追求才能得以实现。民作为一个整体也是如此。但个人层面上，纯粹地属于人本性的追求，是很难能而罕见的。所以大多数人在上述两类中浮沉。
很多人认为老子所主张的是愚民政策，这种误解来源于理性人的假设。持这种主张的人，认为人没有自发的追求，自发的追求是不理性的，不理性就无价值，所以主张灌输他们所谓的价值和理性，用利益、命令、政治正确这类的东西去像操纵僵尸一样去操纵人。这即是现代的”明民“政策的底蕴。庄子说，在樊笼里的鸡，”神虽旺，不善也“。明民社会，各种价值和理性流行，各种思想、主义、精神及其载体，林林总总，不一而足，可说是精神奕奕了，但只有一点，它是各种各样的道，却不是人道的，”不善也“。
所以”内在价值“和”外在价值“，是人道在个人人性和人与社会关系两个层次上的表象描述。
孔子的人道可以看作人之道路之一种。儒家个人对自己精神的看顾中有个取舍，是根据人伦永恒轮转。很多人不能理解，何谓人之道路之一种，看到孔子就反感，以为孔子讲了，就“压迫“他了。这种思维的本质，是假定了人之道路仅有一种。这种人往往空谈个人自由，也不相信价值观的个人性，因为他两者皆无。《论语》中，孔子见道家人，叹，“鸟兽未可同群也，非斯人之徒谁与？”这里孔子感叹路不同，并无强求一致。见到孔子就反感的人，显然与孔子相差甚远——这是如此地理所当然，甚至不值得惊讶。正如老子的不可道，下士必笑一样，就是这样自然而然。
事实上，中国传统社会至少有四路。孔子的“理想人生最根本的部分“，不是孔子的全部理想，这局域的“部分”对应着其中一路。孔子之伟大，在于这条路是社会的根本，如毛之附皮里的那张皮。孔子逝后，儒分为八，才差不多是孔子的全部理想。
四路的其中的另一种，个性精神之路，是无价的，同时也是非价值的；出世当然也就不可市。”德润身“，舒服不舒服，如鱼饮水，冷暖自知；不能交换，也不值什么，虽然《浮士德》对此有所探讨。这样的人行走于社会中，对他行出来的道路的评判和衡量，乃生价值。显然这样的价值随时、地、人群、和个人的不同而殊异。但异中有同，因为违背伦理而带来负价值时，就古今中外咸同了。不摔跤，不知重力不可忽。
“为什么儒家不需要功名利禄，依然可以快乐的过一生？”从负价值就很好理解。孔子说，“生死有命，富贵在天”。不追求人定胜天的财富和名声、地位。孔子又说，“富与贵，是人之所欲也；不以其道得之，不处也。”为什么不处，天道好还，除了正价值，还有负价值哪！
孙说，“儒者进则兼善天下，退则独善其身，只做社会的资产，不为社会的负债。停留在任何阶段都可以安身立命。”这句话是得到了孔子的精义的。
（三）
孔子的教诲，是从人的生命伦理，向外延及社会伦理，向内达到个人道德的一个体系。汉儒只看到了向外延及社会的用，宋明儒却向内发现了道德的理学和心学的体。很多人喜欢引用黑格尔对孔子的评论，“在他那里只有一些善良的、老练的、道德上的训诫。”这些人可说是些无知之辈。黑格尔除了诡辩，从历史哲学、社会理解、人格、社会影响力来讲，凭什么的资格和理解来评论孔子呢？即从黑格尔这句话而言，蔑视善良、老练、道德，那只能是不善良、轻浮、不道德了——我不认为他够得上中庸的境界，可以中道无为而行。
黑格尔与老子的辩证，都是难以读懂的，但老子在外，道行之而成，有效验。黑格尔却在内，被辩证所辩证，追求一个绝对精神。既然讲绝对，就不可能得到，这是自相矛盾的。得到绝对精神，就绝对正确；无论正反合，一贯绝对正确。有人能绝对正确地读懂这种不知所云吗？从尼采到罗素，都知道黑格尔只有自言自语，就像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一样。黑格尔在国人中的影响，只不过是马克思主义教育的后遗症而已。但马克思对黑格尔也是先批判的。
人莫不希望能够自由地率性而行。不明所以的人，用个性之道行走于社会之路，用生存之道行走个人精神之路，往往发现这两者是冲突的。这就有两种观点。一是认为冲突不可解，如”越名教而任自然“，现代主张个性解放的人与魏晋名士相比，只能算是小巫见大巫。
二是认为冲突可解，这即是孔子的“随心所欲不逾矩”。孙说，”伦理的实践是道德“。这里的道德是指社会道德，人的内在自我之德，外化而为符合伦理的社会道德。哈耶克也主张“真正的个人主义既是个人道德，也是社会行为规范。”
个人自由地率性而行，是伦理的天然、客观规律。这里的个人，是质朴而自然的人，不是像有些人所认为的任意的一个人。被利欲熏到骨子里的人”自由地率性而行“，不成其为伦理，是与哈耶克所讲的正相反的”假个人主义“。被利欲熏到骨子里，却不自知，自以为自然的人，没有”个人“，也就没有能够理解伦理、“真正个人”的资质。
“子路问君子。子曰：‘修己以敬。’曰：’如斯而已乎？’曰：‘修己以安人。’曰：‘如斯而已乎？’曰：‘修己以安百姓。修己以安百姓，尧、舜其犹病诸。’”（《论语．宪问．四十五》）”修己以敬、修己以安人、修己以安百姓“，即是庄子讲的”内圣外王“，”真正的个人主义“。这很难，只有完人才能做到。孟子讲，“能者从之”。普通人能知道德和伦理的互通，渐行渐知，日有所得，就很不错了。
曾参的“每日三省吾身”，似乎很迂腐，但他实际上是很谦逊的一个人，每天按照孔子所讲完人之道而修行，“周而不比”，不管他人如何，也不裹挟他人，总是先反省自己。他是个追求理想的人。孔子说，“参也鲁”，不灵活，不变通。这是很中肯的评价。但曾参却因此“能者从之”，是承前启后的不得了的人物。
曾参不是生而知之者。《论语》中，记载曾子对人讲，“夫子之道，忠恕而已矣。”忠是对自心诚实，不自欺；恕是用自己的心去推想別人的心、推己及人，因而能宽容人之常情，不是一味地宽容。曾子这个讲法，是伦理中个人与社会衔接的契机。不知其机，所有人与人的关系都是貌合神离。就像惠施在梁上，永不知鱼之乐一样。忠恕一体，没有不忠而能恕的。用宋儒的话讲，没有自明诚自诚明的功夫，宽容只是乡愿。
曾子这个讲法，不能说错，但说“而已矣”，显见其神气飞扬之态。而曾子临终前，已经不复此态度了，说：“《诗》云：‘战战兢兢，如临深渊，如履薄冰。’而今而后，吾知免夫，小子！”曾子态度改变的原因，在《论语》中，也记载分明，他说：“士不可以不弘毅，任重而道远。仁以为己任，不亦重乎？死而后已，不亦远乎？”曾子渐行渐知，日有所得，然后有态度改变和修养的日深。胡适年轻时写《中国哲学史》，以为曾子战战兢兢是畏缩气象，那是胡未曾担当过大任的轻浮，远不及忠恕之道。
孙说，“不过‘修己以安百姓’需要很多主观和客观的条件，‘尧、舜其犹病诸’，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，也不需要每个人做到。”这是非常实际的。事实上，孔子也批判客观现实，既有“知其不可而为之”，也有“卷而怀之”，“用之则行，舍之则藏，惟我与尔（颜渊）有是夫”。很多人认为庄子的藏，出世而恬淡，钱穆却说，庄子有热心肠：”不遣是非”，对人间世已经无语而已。这与儒家是互通的。此意钱穆解得，苏轼也解得，庸碌之徒却忙于门户之争。
7/7/2023
后记，这一部分发布之际，正有网友提出举报和告密区别的问题。这类问题，属于孟子讲的“义”的范畴。伦理优先才有这两者间的差别。不知伦理，然后有困惑。孔孟过时了吗?!
不合五伦，举报即为告密，贬义；合乎五伦，无告密有举报，褒义——是为伦理优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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