因果的系统觀

楊道還

這兩天看到論因果的討論,不禁想寫點什麼。我研習國學已久,對這個題目想過很多,這裡是一個框架。

引子 2/25/2022

因果不同於邏輯。休謨的哲學有點兒往這方面想,但不如中國人研究得多。因果有一因多果,多因多果,多因(不同因)一果,這些都是邏輯之外的。但具體講,每一細節又都是符合邏輯的。也就是說,邏輯是個短程聯繫。遠程就不行了,如循環因果,蛋生雞雞生蛋,邏輯上的解釋都是詭辯。

那麼這就有個遠程分類的問題。如果從系統來看,可以有若干複雜性等級的系統。

1.最簡單的,是線性系統,有一個輸入,就有個輸出;看到輸出,就知道輸入。這是完全邏輯的。

2.輸出不能反推出輸入,如非線性混沌系統,輸入的極小差別,造成輸出極大不同,如蝴蝶與風暴的比喻。

3.自循環系統,輸出和狀態與輸入和初始條件都不相關。有時,輸出與輸入時間有關,如朝代的更替。自組織系統也在這個層次。

4.適應系統,輸入被消失,系統經過自身微小變化應變,抹掉了輸入。而這裡產生的微小變化,無法反推回輸入。生物圈,人體免疫。

5.反自組織系統。本來好好的,突然系統本身發生整體蛻變。頓悟。

這些系統就需要一個思維的方式。這個思維方式不同於邏輯,而且需要包括因果的各種情形,才能遍歷(道),才能有相對可靠的分析(德)。從這個角度,上述系統又可分成三類,開放,閉合,和半開半閉。用英語講是open-ended, closed-ended, blah。從初始或邊界條件講,就是無初始條件,完全閉合初始條件,半閉合初始條件。用比喻,一張無限白紙,畫了方框的白紙,白紙被一條線分開,其中一邊。

邏輯能給出個是非,上面所講的思維方式,卻不然,那麼就有個思維可靠性評估的問題。從這個角度,又可非成真假、善惡、美醜的層次結構。這就涉及到了認識的主體的問題。即這些層次是客體的,還是人作為思維主題造成的。例如美是客觀的嗎?簡潔對稱的公式因為美,就一定真嗎?

對這個框架的研究,我在兩本拙著裡有討論,而且還在繼續,內容很多,恕不能在此詳述。這裡不提書名,算是軟廣告好了。但很希望有興趣的朋友參與到這些問題的研究中來,閒著也是閒著。

休谟 3/9/22

大衛·休谟(David Hume,1711-1776)指出,虽然我们能观察到一件事物随着另一件事物而来,我们却并不能观察到这两件事物之间的关联。他说:“因此我们不能说一件事物造就了另一件事物,我们所知道的只是一件事物跟另一件事物可能有所关连。”

休谟被归类为怀疑论者,即怀疑因果知识论的人。因为按照他这样讲,科学的因果关系就不像人们以为的那样,反映了必然的自然规律;而只是关联。这个关联不能被“观察到”,那么就只能是人脑补的,这个就动了客观科学的奶酪,即,科学的因果关系不客观了。而且如果这个关联不能被“观察到”,说明通过观察而认识,此路不通,这就又动了另一块奶酪,即可知论。所以也有人说休谟是不可知论者。

我在拙著《传统学术和个人修养》里讲,古希腊哲学的致命问题是,它只能描述死的事物,一动起来就会露馅,出悖论。比如说芝诺悖论。休谟指出的就是这一类的问题,康德继之而起,就发展出类似于中国传统学术的认识。而那些头脑一根筋的人,还在用怀疑论和不可知论往他们头上套。

可以先解释一下,休谟所见到底是什么。实际上,休谟是将因果认识分成平行的三个过程:“客观的”事物A……事物B;人通过感官或仪器得到的观察A……观察B;人的思维中发生概念A……概念B。 

休谟之前的哲学认为,事物A……事物B之间的省略号,是客观规律;而概念A……概念B之间的省略号是逻辑因果,这两者是完全相同的,乌拉,人就这样通过客观观察认识了客观世界的真相——不仅不需要人主观的参与,而且应该消灭主观,消灭得越彻底,认识就越真。现在很多中国学者、教授、博士仍处在这一阶段的认识,相当经典。

但休谟认为,观察A……观察B之间的省略号,其实的确是省略号,没有东西。想要把省略号里每个点都填满,需要上帝视角,无时不在、无处不在地观察,这是做不到的。这一步出了问题,那么事物A……事物B之间的省略号就都成问号,没有观察与之对应。与其说事物A到B如此演变,不如说A通过一个黑匣子到B,更客观和正确。这个黑匣子,即是我在上一篇中所讲的各种有复杂性等级的系统。简单思维的人,认为黑匣子是最简单的线性系统,就造出文化决定论一类的东西。

休谟学术出世的时间太早,没赶上他的想法的科学证据。二十世纪初,人们才发现了测不准原理。这个原理表明,微观粒子的位置与动量不可同时被确定,位置的不确定性越小,则动量的不确定性越大,反之亦然。也就是说,观察A……观察B之间的省略号只能部分填满,其余只能是虚的省略,即便对最简单的粒子,上帝视角式的观察也不可能——上帝或者能,人不能。

这样一来,人的客观观察只能是跳跃的,或者部分跳跃的。用比喻来说,这就像看电影一样,一帧一帧地放过去,人们却以为电影里的东西是连续地动:每次看到某两帧都在一起呀?不是因果是啥?休谟说,要是蒙太奇了呢?或者在真正的上帝视角里,宇宙演化就像一部四维电影,想播哪段播哪段,哪里还有因果呢?

所以凭借着观察得到因果,证据链缺失,不是完全客观的,而是经过人脑脑补之后的。

休谟这个论调,直到二十世纪,科学才有回应。与当初要将上帝驱除,科学会“最终”知道一切的科学信仰不同,科学一直在不断放低身段——真正的科学家态度可嘉。科学对象的范围,从一切,到客观,到可证明的,到可证伪的,不断减小。波普尔提出的可证伪性,最终为科学门户立下了基石——不管观察的证据链完整不完整,可以用实验去证明某种认识;任何实验都有局限,然而有些认识可以证伪;一旦证伪,事实否定,就没有任何辩驳的余地,真正的科学认识就产生了。

波普尔这个观点,没什么可辩驳的。似乎知识论、可知论因此就都可以一荣俱荣了。但很遗憾,并非如此:从不完整的证据链,如何得到的正确认识?随机碰到的么?以前的知识论、可知论显然对此无力解释。

认识中,即便是科学认识中,主观脑补仍然不可剔除。那么如何脑补才是对的?有志于当科学家的人又如何去补脑,以产生新的科学思想?一遍遍地演算数学、作逻辑体操就能隔山打牛么?

进一步,像艺术、生活、人生、文学等本来是人为为伪,不可证伪的东西,科学几乎可以说是放弃了的。这些东西如此不科学,还能要么?要先放一边等着,等到科学进到那一步再去弄么?不等科学,这些东西又如何去弄?瞎猫碰死耗子么?人不行,计算机逻辑思维比人强,交给计算机?那样一切都会简单极了:世界只需一个阿尔法狗下棋,一只贝塔猫搞fine art,只需拷贝复制就够用了。可行吗?

这就涉及到了非逻辑思维的问题,如直觉、想象力、创造力等。这些思维在认识中,起了什么作用?这里每一种都有很多问题:直觉,insight是什么?想象如何发生?创造如何实现?

至少,科学家是需要直觉的。西方哲学里,柏拉图说,人的观察,有如山洞里的囚徒,只看见洞壁上的影子;康德说,人看事物都如通过透镜。这都是对“曲觉”,“out-sight”的描述。那么直觉呢?如何get in?有对直觉的描述么?答案是有的,但是是在国学里。如日本物理学家汤川秀树所言,他自己的科学直觉即如庄子“鱼之乐”。

波兰尼 3/10/22

波普尔提出,可证伪性是科学理论的必要属性。这是一种后发的验证和检测。也就是说,波普尔需要先有个理论或假设,然后才能应用他的尺子。这个过程显然不同于从事实得到一个假设或理论的过程。换言之,这相当于说,科学不是追求真理,而是验证(并剔除)虚假因果。

在国学里,与之相对的范畴是名和实。名是人赋予的,属于人的语言、思维中的。实是“客观”世界的。人的思维中,实际上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名,名的联系,以及它们的性状——有个名的世界。“客观”世界的某一物是实,与一个人内在的名世界的某个名对上,人就“认出”了这个物。比如说,我们看一朵花,远处看很美,近看得到细节,然后恍然明白这原来是某某花。这个恍然,就是离开观察、感官层次,进入了名世界。名世界里原有的知识,会指导眼睛去找某些尚没看到的细节来验证。

这样,可证伪性对应的问题,就是名实相符:用实去验证名,不符,名就不能成立;符合,名未必成立,因为验证手段是有限的。所以,与其说求真的是科学首要任务,不如说求实是。这个对科学家们在忙什么的描述,更确切些。 

名世界并非局限于实世界的镜像,也不是比实世界低等的扭曲的实世界的反应(像前一篇中所引用的柏拉图和康德),不是从属于或被包含于实世界,而是有某种独立性、比实世界更为广大的一个范畴。比如说文学,哈利·波特的实在哪里?意识到名世界相对实世界的独立性,有重要意义,因为这就将人的思维从名和实解放了出来。这之后,人才能意识到,比如文学和艺术,不是虚构,真正的文学是心灵为基础,在名世界里的实实在在的以名为元素的构建;而真正的艺术,从名世界的构建,外现于实世界,实现了创作——推动了实,而不是被实所推动。有人问,文学和艺术等的(在实世界)的价值何在?这是问非所问了。

从名实这个平台出发,可以立刻解决一些问题,比如说芝诺悖论,是“旨不至”的一个应用。又如特修斯之船悖论,实际上是“物不迁”的一例。名世界头绪很多,只能暂时跳过。

前面讲了,对实世界的观察是残缺不全的,那么如何得到可靠的认识?可能吗?汤川秀树说可能。他认为科学家所作出的发现,不是像计算机那样,在充分掌握和遍历所有数据之后得到的;而是从有限的残缺不全的数据出发,凭借直觉的引导得到的。(汤川秀树《创造力与直觉:一个物理学家对於东西方的考察》)也就是说,直觉是跳过观察中残缺部分的那种思维,由此达到了科学的因果。

科学是科学家的事,他们如何跳过去的,不用管。作为普通人,只需知道科学结果就可以了,是不是就没有这一跳呢?一般人的学习是如何实现的?

迈克尔·波兰尼(Michael Polanyi)说,知识分为两种,一种是言传知识(explicit knowledge),一种是意会知识(tacit knowledge)。前者很容易懂,书本、课本就是言传知识。后者波兰尼又将其称为个人知识。个人知识即包括知识储备,也包括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的学习才能。知识储备即如小学生不能直接上大学,因为知识储备不够,名世界不够丰富。学习才能则完全是个人的,如,天才一望便知的,有的聪明勤奋者却可能终生不解,艺术上的天才尤其如此。这是个人在自己的名世界里的逍遥游的个人能力的不同。

个人知识这个名词本身即是个悖论,因为知识是属于公共领域的,如果是知识,就不是个人的、只适用于私人的;如果是私人的,比如说完全独立个人之精神、个人自由之思想,就不属于知识。

但波兰尼说,意会知识在认识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。他说:“意会认知其实正是所有知识的支配原则,因此,对意会知识的拒斥(rejection)就意味着对一切知识的拒斥。”

这意味着什么?一般人的学习不仅仅是有直觉跳跃的,而是由整个意会意识构成的桥梁,才使人能够穿过残缺的部分。意会意识显然并非只有逻辑和直觉,而包括了人的意识所有能力和妙用。

中国人喜欢讲,用心学习。什么是用心?在灌输教育里,学生穿过教师和课本预设的桥梁。在德性教育里,如孟子所讲,引而不发,学生自己构建桥梁。这两者得到的结果一样么?答案是不一样,后者是用心的。即便只从知识传递的角度讲,两者也是截然不同的。灌输教育的教师以为,所有“学会了”的学生,得到的是同样的东西。但并非如此。能复述同一个概念的学生,理解不同,即在不同学生的名世界里,这个名的显现并非相同,所起的作用更是大相径庭。灌输教育下的理解,就如“小和尚念经,有口无心”所讲。而灌输教育下常常发生的对学生自己构建桥梁的压制,则是彻底破坏性的。灌输教育下的成功学生,往往是幸存者。

实际上,因为个人的意会知识不同,同一概念在每个人的名世界里的诠释都不可能相同。例如说,听到同一句话,因为意会知识不同,有的人只能字面理解,有的人错误理解,有的人浅层理解,有的人契合共鸣,但也有人会创造性理解——他所理解的比言语能传达的、甚至比讲的人所要传达更多。在这最后一种情形里,真正的倾听才会发生。倾听是一种艺术。从倾听情话到诗歌欣赏皆如此,“心有灵犀一点通”之谓也。如,“频呼小玉元无事,只要檀郎认得声。”通关这个考校,颇有难度。

真正的倾听发生了,真正的理解也就发生了。如以下《论语》两则:

子贡曰:“贫而无谄,富而无骄,何如?”子曰:“可也。未若贫而乐1,富而好礼者也。”子贡曰:“《》云:‘如切如磋,如琢如磨。’其斯之谓与?”子曰:“赐也,始可与言诗已矣!告诸往而知来者。”(《学而》)

冉有曰:“夫子为卫君乎?”子贡曰:“诺。吾将问之。”入,曰:“伯夷、叔齐何人也?”曰:“古之贤人也。”曰:“怨乎?”曰:“求仁而得仁,又何怨。”出,曰:“夫子不为也。”(《述而》)

波兰尼说:“个人知识是一种理智上的寄托,因此也具有内在的冒险性。”他所指即如上述不同理解的情形,但这不是冒险性,而是实然的:在错误的诠释的风险中,也隐藏着创造性的新解。彻底消灭风险也就彻底消灭了个人理解和创造。哪种知识值得起这个代价?仰山说,“一切经都是魔说。”

迈克尔·波兰尼自陈,他的思想受到了道家的影响。因而他的学说,不仅限于科学、学习、“意会知识”,而上及不可言说的意会,这是名世界之外、之背后的东西了。

延伸阅读

海森堡“自然科学世界图像的统一性”演讲,1941 年11 月26 日,莱比锡大学。

迈克尔·波兰尼(Michael Polanyi)的《个人知识》

汤川秀树的《创造力与直觉》

杨道还“灵感非直觉小议”:

旨不至 1/3/2023

芝诺的阿基里斯悖论是很多人都知道的了:动得最慢的物体不会被动得最快的物体追上。由于追赶者首先应该达到被追者出发之点,此时被追者已经往前走了一段距离。因此被追者总是在追赶者前面。

客问乐令“旨不至”者,乐亦不复剖析文句,直以麈尾柄确几曰:“至不?”客曰:“至!”乐因又举麈尾曰:“若至者,那得去?”于是客乃悟服。乐辞约而旨达,皆此类。

惠施以此为大观于天下而晓辩者,天下之辩者相与乐之。卵有毛,鸡三足,郢有天下,犬可以为羊,马有卵,丁子有尾,火不热,山出口,轮不蹍地,目不见,指不至,至不绝

《琴诗》 3/15/22

名世界包括与实物不相干的部分,如人的想象的部分,也包括与实世界发生联系的部分。《老子·三十二》有,“始制有名,名亦既有,夫亦将知止,知止所以不殆。”在与实世界发生联系的部分,名受到限制。

春秋战国时,有名家。名家将名词、概念、和逻辑驯化,养“家”了,能变出种种花样来,如悖论、佯谬、荒谬等等。名家在历史上昙花一现。据载,孔穿见平原君,与公孙龙辩论“臧三耳”。孔穿说,用名辩证明人有三耳很难,但与实不符;从实看,得到两耳却很简单;(你)要从简单的途径到事实,还是从难的途径得到错误?(《资治通鉴·周纪三》)此后平原君就疏远了公孙龙。这似乎是名家走下坡路的转折点。

实际上,公孙龙的论题,很多是符合逻辑学的。如白马非马,白马的内涵比马的内涵多,因为多了白字的定语;而白马的外延,要比马的外延要小,即白色的马只是所有马的一部分。也就是说,在逻辑上的名实上,白马与马确实不一样。如果以实作为唯一标准,那么公孙龙是错的。但如果讲形式逻辑,那么公孙龙是对的。孔穿和平原君虽然是那个时代的精英,却不能理解这一点。

孔穿所讲是对的,也非常直白。大多数人只能看到眼前的“用”,就认同孔穿,以为名家无用。庄子说,“人皆知有用之用,而莫知无用之用也。”能理解惠施的只有庄子,能理解公孙龙的只有魏牟,这两人都是道家人物,所以此后名家的学术,要靠道家流传下来。

公孙龙的遭遇,实际上反映了人们对名世界和实世界关系的理解。孔穿和平原君认为名脱离了实,有时会导致错误,名不如实可靠,这相当于他们认为名是仅仅依附于实的,即,名依靠实才得以存在。庄子和魏牟则能理解,名有其独立性,但与实相接的部分,“夫亦将知止,知止所以不殆”。惠施和公孙龙显然认为,名世界独自成立。公孙龙会不知道人有两耳么?他只是佯谬。

老子与庄子同调,他说,“常无欲,以观其妙;常有欲,以观其徼(效验)。”上述孔穿和平原君不见其妙,惠施和公孙龙不管其徼,都是偏颇的。

在诸子学说里,一个物的名实相当于客观世界的物。如果一个物完全客观,是独立于观察的客体,那么它就有实无名,人就不能思考、讨论它。人的思维能讨论的物,一定是有名有实的,名作为实的一个把柄。一个物没有名,相当于它在人的脑子里不存在,如何思考?人的思维要用这样一个把柄,才能采取思考的动作,进行操作。

所以,人讨论某一物,实际上是在讨论它的名和实构成的体,这是因果讨论的一个隐含的假设。

(一物有名和实构成的体,可以说这一物就是存在的了。将这一物看作是因,那么就只能讨论这一物从存在到消亡的展望。将这一物,看作是果,就需要回溯。逻辑认为有个第一因,从那里出发,未来就都可知了。从这个第一因展望,天下无新事,一切逻辑都已经给定好了,都是宿命。

中国人认为,还是可以有新事物的,这种回溯可以一直回到从无到有的那个起点——无,那个无里有新事物发生的可能性。《墨子·经说下》说:“无若无马,则有之而后无;无天陷,则无之而无。”这相当于讲,无有两种,一种前面有个有,现在没有了,如“有无相生”的无;一种是本没有,如“有生于无”的无。第一种无,得以生出来,因为有。那么第二种无,生出来,凭借的是什么?老子说,“玄而又玄,众妙之门。”庄子说,”有,不能以有为有,必出乎无有;而无,有一无有。圣人藏乎是。“(《庄子·庚桑楚》)

从因果上讲,第一种无的因,是有。第二种无的因,是它自身,即如”方死方生“所讲,自为因果。第二种无,当其无,也必须有它得以存在的空间,而不是从一个无限小的奇点迸出来的。

这些讨论只是为了全面起见,撇开对下文没有影响,有兴趣详细了解的读者可以参见拙著《中国学术之结构》。)

名世界里,有不依赖于物或实而存在的名。如“天陷”是没有实与之对应的,但也可以讨论。因此,即便在名实交界处,名世界里也可以存在着可以脱离实,不受实世界的限制的部分。这部分只讨论名之间的事情,而可以无限发展。可以说,思想家可以大体上只依赖名世界,制造新的名、新的概念、及其联系;哲学家则需要面对实,去理解和解释世界。现在科学家在逐步取代哲学家,但科学家往往留个Ph.D的小尾巴。

远离名实交界处,如想象,也不受实的限制。如“龙”,无论西方长翅膀的,还是中国龙,都可以讨论,但没有实物与之对应。在人的名世界里,这不仅仅是可以讨论的,而且还很普遍。名有了发展,如小说塑造了某一种飞龙(比如说how to train your dragon),就有人会做出实物模型来。如果说世界是被客观完全决定的,这个东西是哪来的?这个东西有用吗?有价格、价值么?

这部分,对应于国学中的体用,有有体有用,也有本来无体,却有用的。(有体指,有名和实。无体指,只在思维中有这个名,在这个名创设之前,没有实体与之对应。体、名和实都有了,就可以囊括一切了吗?还没有。比如说,整体大于部分之和,多出来那部分,算什么?这部分是“用”的范畴概括的。)

体用是中国人特有的思想,陈荣捷总结出,朱熹所阐释的体用有六种:体用有别,体用不离,体用一源,自有体用,体用无定,和同体异用。(陈荣捷《新儒学论集》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,台北,1995,5-8页)这六句每一句都可写成大块文章,这里只能跳过。姑举一例说明,为什么要另造一个“用”的范畴:

苏轼有《琴诗》,“若言琴上有琴声,放在匣中何不鸣?若言声在指头上,何不于君指上听。”

演奏家弹的一曲,到底来自哪里,乐谱、琴上、还是指上?若说来自三者之一,三者都不能单独发出乐声。来自名,还是实,还是某个体?都不是。正在学习演奏的人,乐谱、琴、指之体都有,却弹不成调,是缺了什么?不同的演奏家,弹起同一乐曲,却不同,这是怎么回事?答案很简单,乐曲来自于「用」,而「用」有其道。庖丁说,”臣之所好者道也,进乎技矣。“(《庄子·养生主》)

伪科学 3/15/22

名实体用的结构不仅提供了探讨因果的方法,而且给要讨论的对象一个分类的方法。

据说爱因斯坦奉献完了科学,又奉献了大脑,让人们能够一窥天才的脑细胞。研究很多,结果不多。据说结束后,还有某个神经学家偷了一部分,回去继续研究。但似乎不管怎么研究,这颗大脑始终在正常范围之内,没有长出个与质能方程或《相对论》对应的脑叶或结构,既无特出,也无病理。

这真是很奇怪的事情,这些前所未有的理论的果总是要有个前所未有的物质基础的因吧?至少需要有点儿异常。因为爱因斯坦这样的人物,毕竟是极为稀有的。这个疑问大概是很多科学家的困惑。所以对爱因斯坦的大脑的研究,恐怕还会前仆后继。

但一休和尚对此有个解释,当足利义满威胁说,要剖开他的头,看看智者是怎么与人不同的,一休让他劈开一朵花,去找其中的美。

这个故事,有两个精彩之处,一是,一休将美与天才式的机智等同起来,二是,剖花找美是愚昧的。前文所讲苏轼的《琴诗》,也是一个与禅宗有点关系的故事,苏轼所问,也是美在哪里?

天才生理上的因,即便研究了出来,也属于孤证不立,类似于伪科学。所以研究天才进入死胡同也没关系。

哈佛前两年抛出了良知的研究,发现经检测,有某个比例的人没良知。这个科学结果被很多人引用,来证明各种各样的东西和自证。这个研究的对象,应该说是善,至少与善有关。这就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,善人很多,即便抛开伪善的,也比天才多得多。这更值得研究,以找到其生理基础上的因:缺乏的人,可以关在监狱里给予补养;不缺乏的,可以研究其卫生,社会因此大好起来,岂不是造福人类?至于哈佛的研究,我不知底细,不知他们认为的良知是什么,但“皆知善之为善,斯不善已”,所以想来,他们所谓的良知大概不是可以归类为良知的东西。但哈佛的研究,总不能说是伪科学吧?!

同理,美这个东西称为学,总要有点儿因吧?只有马后炮式的对果的介绍和欣赏,跟集邮有什么两样?没见说有个集邮学的?或者有,我没见过。艺术品市场很大,如果不是那么莫名其妙的话,可以想见会更大。那么,测出来某人的艺术脑叶大的惊人,凭这个定价,就能给这个市场一个“科学”的支撑。很奇怪,为什么科学家没去研究这个?

此类的因果,还有很多,似乎离开工厂和实验室,所在皆是,文学,艺术,生活,娱乐,体育,几乎样样有关。

但制造生产,也是如此。迈克尔·波兰尼在《个人知识》里讲,二十世纪初,英国一个乐器厂聚集了各种科学家,工程师和各种材料,去复制一把斯特拉第瓦利(1644-1737)制作的小提琴,却“令他伤感”地不成功。而那把小提琴却是没什么机密机械的参与,而手制的。那么这个小提琴的果,从哪个因来?把斯特拉第瓦利从坟墓里挖出来研究研究,会不会有帮助?波兰尼讲的这个事例,与《庄子》里几个寓言相仿。

有朋友闲聊说,生产线克服了这个问题。但并非如此,一个生产线的果相似,但生产线与生产线间存在不同,盖生产线设计者不同,最佳产品亦不可完全复制:差劲的果可以复制,最好的不能。

波兰尼在《个人知识》里谈论过科学实验复制之难,可供参考。

以上谈到的因果关系,皆是需要名实体用的结构存在的原因。

(此文已长,今年要给几个ABC讲《千字文》,需备课,无暇继续。多谢诸位阅读关注。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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