楊道還 12/19/2021
第三章
不尚賢，使民不爭；不貴難得之貨，使民不為盜；不見可欲，使民心不亂。是以聖人之治，虛其心，實其腹，弱其志，強其骨。常使民無知無欲。使夫知者不敢為也。為無為，則無不治。
這一章最令一知半解者蠢血沸騰。這些人讀不懂第一章，便認為老子是不可知論者；讀第二章半懂不懂，便認為老子是消極的、辯證的；偏偏這第三章好像懂了，便認為老子所講的是統治術，而這個統治術又是反智的，愚民的。老子說，「不笑不足以為道。」井底之蛙，只能看到井口那麼大，斷章取義的庸俗化也在所難免。中國如此，古希臘也如此，犬儒主義主張將美德與良善從慾望中解放，卻被認為是消極無奈。
這一章與第一和二章是連貫而談的：第一章是總論，第二章是細論，第三章是前兩章理論的具體應用。對國家和社會來說，人才最重要，所以這一章首先講賢人。講完人，然後才講財貨利益，最後講修養。這個次序在《老子》中反復出現，如第六十七章，「一曰慈，二曰儉，三曰不敢為天下先」，先講治人，再講治物，最後講治身。
一「賢」之體
《禮記·禮運》大同篇有：「大道之行也，天下為公，選賢與能，講信修睦。」「选賢」顯然是合理的，總不能專門去挑不賢的人來作事，因而「选賢」是善的。既然選出來了，那麼對其的推重就順理成章了，因而「尚賢」也是善的。所以中國朝廷歷來選材的辦法就是先「尚賢」，使賢者在榮譽、地位、和財產上高人一等，來聚才「选賢」。但老子講，因為「皆知善之為善，斯不善已」，所以要「不尚賢」。
莊子講，「以德分人謂之聖，以財分人謂之賢。」（《莊子·徐無鬼》）這句話將聖和賢分得再清楚不過。韓非講，「德者，內也。得者，外也。」賢人的才能，是屬於外得方面的，如知識、實幹一類的，總之，是有才能的人，因此也可以有外在的標準來衡量和選擇。
「尚賢」不是賢人得以產生的正途，用「尚」去宰制其生，不可以常。墨子推崇「尚賢」，說：「（如果某一諸侯）曰，『凡我國能射御之士，我將賞貴之，不能射御之士，我將罪賤之。』問於若國之士，孰喜孰懼？我以為必能射御之士喜，不能射御之士懼。我賞因而誘之矣。」墨子認為，「賞貴之」就能導致人才的生，這是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的短視。
孟子講，「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勞其筋骨，餓其體膚，空乏其身，行拂亂其所為，所以動心忍性，曾益其所不能。」（《孟子·告子下》）這即是說，賢人需要從磨礪中來，不是處境比他人都優渥，而是先為人下，自我激勵，不是因為「賞貴」，然後能成為人才。
墨子實際上是贊同孟子這個觀點的。《墨子·耕柱》載，「子墨子怒耕柱子，耕柱子曰：『我毋俞於人乎？』子墨子曰：『我將上大行，駕驥與羊，子將誰敺？』耕柱子曰：『將敺驥也。』子墨子曰：『何故敺驥也？』耕柱子曰：『驥足以責。』子墨子曰：『我亦以子為足以責。』」這段的大意為：墨子對耕柱子發怒。耕柱子說：「我難道不勝過別人嗎？」墨子問道： 「我將要上太行山去，可以用駿馬駕車，可以用牛駕車，你將驅策哪一種呢？」耕柱子說：「我將驅策駿馬。」墨子又問：「為什么驅策駿馬呢？」耕柱子回答道： 「駿馬足以擔當重任。」墨子說：「我也以為你能擔當重任。」
孔子不尚賢，但是指出了選賢的正確辦法。《論語·子路》有，「仲弓為季氏宰，問政。子曰：『先有司，赦小過，舉賢才。』曰：『焉知賢才而舉之？』曰：『舉爾所知。爾所不知，人其舍諸？』」孔子的辦法是先用做事來考察他（先（使之）有（所）司），勘探的才能和表現，選賢的人要能寬容小缺點，然後能甄選出真正的賢人。那麼一個人的見識和精力有限，錯過了賢人怎麼辦？孔子講，不要擔心，還有別人去選賢呢？孔子這個回答，正是老子要講，而沒有明言的：不尚賢，並不會錯過賢人；尚賢卻會導致摧折人才的後果。
二「爭」
韓非說：「上古競於道德，中古逐于智谋，当今争于力气」。競的意思就是按照自己的所能，「鸢飞戾天，鱼跃于渊」地各盡其能，如「物競天擇」中競字的意義。此時萬國沒有共同的目的，自由發展。如前所講，這一階段屬於帝道。《墨子·尚同上》說：「古者民始生，未有刑政之時，蓋其語『人異義』。是以一人則一義，二人則二義，十人則十義，其人茲眾，其所謂義者亦茲眾。」
在競的時候，顯然，人人努力的方向都是不同的,各盡其能，但追求的能各異。現在美國人講多元化，卻不知道多元的精彩在於人人取向不同。多元本於個人，個人在這種文化中取一點兒，那種文化中取一點兒，成就個人的特異，是為多元。現在是，多元被多極代替，這個貴，那個為什麼不matter？多極不分裂，憑什麼？
逐仍然是競，沒有必由之路，也是各盡其能，但已經有了共同的目的和趨向，如「逐鹿中原」中逐字的意思。用現在的話說，就是各國之間已經有了某些凝聚力和共同的價值觀。這一階段屬於王道。《左傳》中的，「国之大事，在祀与戎」，描述的是各國祭祀自己的宗廟，為保持自己的宗祀不絕而戰；對外，則是以「存亡繼絕」為正義。《穀梁傳．僖公十七年》，「桓公嘗有存亡繼絕之功，故君子為之諱也。」在這個基礎上，才有楚王問鼎的追逐之舉。楚本蠻夷，此時顯然已經發生蛻變，接受了中原文化，開始趨同於諸侯。在蠻夷階段，楚王如果問鼎，他的臣子可能會說，「你問這個乾什麼？鼎與我們何干？」
爭與競和逐不同，爭不是各行其是，而是互相間爭鬥。爭是人為的，是人制造出來的需求。這種爭鬥，起因可能是共同追逐的目標。但爭的實質，只是為了爭而爭：不是為了是非善惡的原則或道理，不是為了國民的福祉，甚至不是為了理智的慾望，而是爭而在所不惜，無所不用其極。孟子講，「梁惠王以土地之故，糜爛其民而戰之，大敗，將復之，恐不能勝，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，是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。」魏梁惠王追逐土地是為了子孫的財富和安全，結果導致將自己所愛的子弟送去征戰也在所不惜，爭起來，最初的目的都拋到腦後了。顯然，這只是為了爭而爭。這一階段屬於霸道。
《墨子·尚同上》說：「是以人是其義，以非人之義，故文相非也。……天下之亂，若禽獸然。」墨子以為，「尚同」就可以避免爭。這與他的「尚賢」去引起爭，自相矛盾。不僅如此，與他的邏輯推理正相反，正是對「尚同」的極端追求導致了「相非」：「尚同」要你與我同，不是我與你同，因為你與我不同，就是不對的，「非」。同理，對「尚賢」極端追求導致了「相攻」。這樣的抱薪救火，當然只會助燃。所以前面說，墨子短視，看到了第一步，但看不到第二步的反之動。
如前所講，老子所講屬於帝道，帝道並不要民如何，因而民自行其是，不知帝力。而墨子所說的，則屬於爭於氣力的霸道。霸道的典型特點，就是人為地去爭。墨子以「霸道」為大前提作出的邏輯推理，當然與從「帝道」、「王道」得出的結論相悖。這是邏輯理性主義者最大的誤區。邏輯的第一前提並不存在，邏輯理性主義者假設其存在，而推理出的結果，只是自欺；去勉強別人接受，是欺人。批判邏輯理性主義者，只需揭露他的大前提的虛假，他的所有推理就一文不值。
韓非所講的爭，也適用於現代的國。可以說，舉凡現代人所謂的強國、大國、先進、發達、崛起，無不是在爭的意義上而言的。現代社會的各種「偉大思想」，也都是基於爭，基於為了爭而爭。美國漫畫家Larry Gonick講，「技術生工業，工業生資本主義，資本主義生共產主義，共產主義生反共產主義，反共產主義生法西斯。」這轉了一圈的「進步」在本質上不出於「尚同」和「尚賢」的範圍，新鞋老路，只有枝節差別。
也就是說，現代社會的各種「偉大思想」、「技術發達」、「經濟繁榮」等等，都是在國與國相爭：利益爭奪和戰爭機器強大的意義上講的。不僅與人類社會進步沒有關係，而且與民的福祉，沒有半點關係。所謂發達國家，無一不面臨人口萎縮的難題，即是這一論斷的最直接的證據：所謂「發達」，沒有了人口，毛將焉附？意義在哪裡？
現代人為「發達」國家，社會人口卻萎縮而困惑，卻不知道，人類子孫綿延的本能如此強烈，如果人能獨立思考、安居樂業，怎麼會不要生孩子？答案很簡單，人的思想受到擾亂、生存受到壓抑而已。「先進」、「科學」、「偉大」的思想，卻反其道而行，談何「先進」、「科學」、「偉大」？現代思想的「先進」、「科學」、「偉大」，大致如此。
清代陳澧講，「政治由於人才，人才由於學術。」現代社會的一切混亂，都是學術造成的，對此，「尚爭」的學者不能辭其責，「尚賢」「尚同」的教育體系也不能辭其責。學問只建立在爭和霸道上的學者，對人類文明沒有貢獻，只是禍端，如社會達爾文主義，馬克思主義。等而下之的名學者，仍能惶惑人心，典型如日本的福澤諭吉。福澤諭吉的「尚賢唯爭」學術是導致日本軍國主義的禍首，不僅為禍亞洲和世界，也造成日本普通人沉重災難，這個人至今仍為日本人所敬仰，他的肖像仍然印在日本的紙鈔上，對他的危害全無反思。而很多中國人還將其作為仿效的對象，蠢不可及。
美國的大學在選擇學生的時候，首先要有「領導力」。而這個所謂的「領導力」，很少不是為了爭而「製造」出來的。大學這樣培養人才，可謂「覆巢之下，焉有完卵」？
「尚賢」和爭，都是統治階層的思想。老子講，「弗居」。即，即便有理由去「居」，卻不去「居」。「弗居」又拿什麼來「尚」？只有「居之」的統治階層，才會拿其所「居」，來「尚賢」，來爭。而毫無忌憚、孤注一擲的爭，只會出於那些不當居而居之的「竊據」的賊：竊據國，竊據天下的賊。如莊子所講，「彼竊鉤者誅，竊國者為諸侯，諸侯之門，而仁義存焉，則是非竊仁義聖知邪？」
貴族的貴，幾乎總是始於某人不該居，卻攫取來，他的後代洗白了賊記，就自以為貴了。這樣的，也就不貴了。《紅樓》中，最貴族的是寶玉和黛玉，而最沒有貴族氣的也是他們倆，因而最貴。
現代的學術思想，很少不是出於竊賊之門的。借用尼采的話，不是竊據統治地位的學者和普通人，不是「竊賊之門」中的「檻內人」，卻熱衷於各種「尚賢」和爭的理論，屬於「奴隸道德」，即為奴卻自以為主子，以為主子思考為正當的那些人。這些學術，學者，以及普通人，對人類的進步沒有任何貢獻，只是竊據名位利益成功的或未名的賊而已。
這裡的賊，出自於《莊子·天道》，「老子曰：『而容崖然，而目衝然，而顙頯然，而口闞然，而狀義然，似繫馬而止也。動而持，發也機，察而審，知巧而睹於泰，凡以為不信。邊竟有人焉，其名為竊。』」
這裡需要注意，圖存的戰，與爭是不同的。典型的，如岳飛抗金，這種抵禦侵略，是正義的，是英雄所為，這與「春秋無義戰」的為爭而爭是兩回事。認為老子不爭，即是在面臨侵略、侵犯時放棄抵抗，是愚蠢的斷章取義。老子講，「不爭而善勝」（《第七十三章》），他自有辦法。
三「尚賢」不真
前已言之，「尚賢」只能由竊據的賊作出，這是「尚賢」虛偽的根源。
在實際的用中，因為《老子·第二章》的理由，「尚賢」是不能維繫的，不可執行的，有不足、不及、不當等弊病。對於所謂「可執行」、「有成效」的那些辯護，老子講，「甚愛必大費；多藏必厚亡」。
「尚賢」有不足。《莊子·在宥》講，「故舉天下以賞其善者不足，舉天下以罰其惡者不給，故天下之大不足以賞罰。」莊子這裡問，如果賞是可用的，「舉天下以賞」，你能不能做到？這意味著講「尚賢」的話，對於賢者，在位者需要能推位禪讓。顯然，三代之後，沒有人能推位禪讓，只有功高震主的濫殺，史實俱在。韓非講，「無威嚴之勢，賞罰之法，雖堯、舜不能以為治。」（《韓非子·姦劫弒臣》）賞的後盾，是刑殺，其道理甚明。唐太宗見進士魚貫而出，說，「天下英雄皆入我彀中。」彀，張滿弓弩。彀中，指箭的射程範圍。顯然，唐太宗是讀得懂《韓非子》的。
「尚賢」有不及。像陶淵明、諸葛亮那樣的「不尚賢」的人，不及也就不及了，他們並不計較。但對「尚賢」迷信至深的那些有才能的人來說，不被「尚」，卻是不可接受的。雖然唐太宗胡吹大氣，黃巢卻捅破了他的牛皮。黃巢屢次進士落第，遂造反，釀成「黃巢之亂」，史稱黃巢殺人八百萬，導致唐帝國一蹶不振。
到了北宋，屢次殿試落第的張元，銜恨投奔西夏，受到西夏國王李元昊的重用，推行侵宋的主張，多次重創北宋。以至於從宋仁宗開始，一直到明清，殿試不敢再淘汰進士。此後，宋代人對「尚賢」有不及的忌憚，似乎非常強烈。據說，有人仿秦檜的筆跡，作書求官，最後被人識破。秦檜不敢處罰，反而給他官職了事。有人問，秦檜說，「有膽敢假檜書，此必非常人。若不以一官束之，則北走胡，南走越矣。」（馮夢龍《智囊》）
「尚賢」必不當，有反之動。中國歷代，為了選拔人才，實行過各種選拔制度。春秋戰國時，各國延攬人才，國君有不恥下問者，說客有立取公卿者。到了大一統之後，「率土之濱，莫非王臣」的認識凝固化了，就只有居高臨下的「尚賢」和賞賜。這些制度不斷演變，演變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原來用以選材的制度不再有效。
如漢代察舉制，到了後期，有「舉秀才，不知書。舉孝廉，父別居。寒素清白濁如泥，高第良將怯如雞。」魏晉時代實行九品中正制，但幾乎立刻就形成「上品無寒門，下品無士族」的家族壟斷。實際上，東漢已經如此，作《論衡》的王充即說，自己出生寒素而有才能，被人視為反常的妖異。
唐代以詩賦取進士，但在唐高宗時代就產生了「进士唯诵旧策，皆亡实才」，晚唐更有「進士輕薄」的評價。唐代制度雖然為寒門人才提供了一個機會，但對人才的浪費也是驚人的。唐趙嘏有詩，「太宗皇帝真長策，賺得英雄盡白頭」。唐代有「五十少進士」之說，即人才施展才華時，已經垂垂老矣，那些老死於文場的，更從無施展的機會。
宋明清時代的科舉制度，基本擺脫了門閥士族的影響，但對人才的浪費更為驚人。吳敬梓筆下的「周進中舉」和「范進中舉」，雖是小說，卻是典型事例。這是很多人熟知的事情。
這些事例，都不出老子所講的「可道不常」的「有為」。莊子講，「無為也，則用天下而有餘；有為也，則為天下用而不足。」（《莊子·天道》）「有為」可以起到某種程度的成功或效果，但「有為」不可常，認為某種「有為」是永恆不變的真理，就成僵化思維。
如前所講，老子講靈智。從靈智看，有為的問題在於有不足的時候，用這個不足來約束思維，就禁錮了自己的思維、壓制了新思維和別人的思維。所以，聽到諸如「偉大」、「傑出」、「深刻」的思想，必須知道，它們必有不足。
「有為」對選拔賢人是一種干擾，因而會產生反之動，即事與願違，而這種違是自己的願望和行動造成的。例如，欲速則不達，溺愛而害之。人不能脫離世界，這就造成自己發出的行動，會以某種方式反饋作用於自己，反噬。人也不能完全控制世界，只有神才能，自以為神的人會發現，世界對他發出的行動，有個意想不到的反應。這兩者的動態，是人自己造成的事與願違或自相矛盾，稱為反之動。
各種「有為」的選材制度，都有反之動。比如考試制度，不管初衷多麼正確，總有人會專攻考試，稱為一個考試機器，除此之外卻毫無真才實學。這些人的成功，就將真正的天才淘汰；這樣的人多了，就可以將所有人才淘汰。「使民不爭」的真正意義，即在於此：「有為」必然導致爭，爭又必然導致人才的逆向淘汰。皇帝的「有為」，必然導致爭，使投其所好的奸臣能夠得以淘汰有才能的人。
科舉制度有反之動，但現代教育，用文章數考憑教授，用財務數字衡量公司和公司管理等等，也是同樣的，無不有反之動。計劃一定會出錯，用工作量考核一定會導致機構臃腫，美國人將這些細枝末節、偶然所得弄成墨菲和其它種種定律，就有很多人將之視為圭臬，卻不知道老莊早已講明根源，這種狀況是可笑而可悲的。
孔子的考察辦法，也是「有為」，但是實際中真正發生效力的「有為」。孔子的辦法是賢人選賢，其最大的缺陷是需要慧眼識英雄，而慧眼卻難得。自認不是賢人，沒有慧眼，用墨守成規、蕭規曹隨的辦法來識人才，或者偶爾有中。自封賢人，沒有慧眼，拿著什麼大數據之類的工具去追求選材的萬能之策，就越新穎越糟糕，但這是現代社會的一個趨勢。
四「不尚賢」的社會，是什麼樣子？
那麼老子認為應該如何選材？提出這個問題，屬於僵化思維的表現。老子並不認為有哪個「有為」可以「用天下而有餘」，他知道這樣的「有為」不存在，更不會提出個「有為」，來與自己所講矛盾。
「不尚賢」不是壓制人才。「不尚賢」是對「尚賢」這種「有為」的否定。老子所講的「不尚賢」，是使人才自由地發展，不去壓制，也不去揠苗助長。壓制人才屬於「反尚賢」，但同樣是「有為」，不是老子所主張的。《老子》常用否定句式，是出於開放性的考慮，對此的詳盡分析，見於拙著《傳統文化與個人修養》。在這個例子裡，有三種情形：「尚賢」，反「尚賢」，和「不尚賢」，老子所指是最後一種。
一個社會並不知道未來需要什麼樣的人才，人才的產生不可計劃，也不可控。如果相信一個社會能夠自然產生自己生存和發展所需的人才，而且人才會自然地流動到社會所需的位置，就沒有必要去人為干預。這在社會蓬勃發展時，不是個問題。在一個社會停滯不前時，卻是一個難題。但這個難題的根源不是人才的匱乏，而往往是因為對人才的逆向淘汰造成的，是人為製造的難題。
「不尚賢」，社會的人才就不集中於統治階層或者精英階層，而是散佈在民間。莊子講，「藏天下於天下」。物質的富，應該藏於民。管仲講，「王者藏於民，霸者藏於大夫，殘國亡家藏於篋。」現代的民主社會，注重中產階級的比例，即是「藏於民」，強大的中產階級自然會推動社會的自然發展。而法家主張的「弱民」，使民容易驅使，或者利於爭戰，或者利於實現帝王的意志，很少是不為惡的。現代的民主社會的中產階級能夠存在，是才藏於其中使然。如果人才只存在於上層精英，中產階級何以為繼？「尚賢」是反中產階級的。
賢人也應該「藏於民」。人才有各種各樣的，「有萬不同之謂富」，這樣的富於人才，非民不足以容納。邵雍講，「用天下之口为己之口，其口无所不言矣。用天下之心为己之心，其心无所不谋矣。」（《漁樵問對》）「民愚而神」，能無所不謀，只有民，這不是任何人能夠做到的。莊子講，「知有所困，神有所不及也。雖有至知，萬人謀之。……去小知而大知明，去善而自善矣。」（《莊子·外物》）試圖教育人民，是試圖用小知去困大智，顯然是愚蠢的。所謂的明民政策，是蠢人的想法。老子所講，與莊子同。
莊子講，「以賢臨人，未有得人者也；以賢下人，未有不得人者也。」（《莊子·徐無鬼》）民國時期，很多左派知識分子反其道而行，以教育人民為己任。他們沒想到，他們沒這個資格。他們的思想與帝王術沒有本質差別，只是教人不要盲從他人，而是盲從我而已，以此逐鹿中原。在爭於氣力的霸道時期，這樣空想，能不碰壁乎？百年後的知識分子，仍不覺悟，在這條末路上狂奔，只是自作孽，不可綰。
中國古代社會，儒家和道家為兩大主流。儒家「尚賢」，但民間總有著道家「不尚賢」的隱士思想。中國古代社會，民間又有獨特的士一階層，使民不可侮。如莊周，又如東漢嚴光。嚴光是漢光武帝劉秀的師友，不出仕，隱居垂釣於富春江。有嚴光在，誰能輕視漁民；沒有嚴光，楊慎又怎能講，「白髮漁樵江渚上，慣看秋月春風。……古今多少事，都付笑談中。」
又，宋代魏泰《东轩笔录》，「錢文僖晚年以使相留守西京，時通判謝絳、掌書記尹洙、留守推官歐陽修，皆一時文士，游宴吟詠，未嘗不同。有郭延卿居水南，少與張文定、呂文穆游，張、呂作相，更薦之，延卿未嘗就。葺幽亭藝苑，足跡不及塵市，時年八十餘。一日文僖率僚屬往游，去其居一里外，即屏騶從，徒步訪之。延卿道服款接，相與晤談，數公疏俊爽闓，天下之選。延卿笑曰：『陋居罕有過從，所接之人，亦無若數君者。老夫甚愜，願少留對花小酌。』遂進陶樽果蔌，文僖為引滿。既而吏報申牌，府史牙兵排列庭下，延卿徐曰：『公等何官而從吏之多也？』尹洙指而告曰：『留守相公也。』延卿笑曰：『不圖相國肯顧野人。』相與大笑，複曰：『尚能飲否？』文僖欣然，更為數舉，盤筵禮節，無所加於前，而談笑自若。日入辭去，延卿送之門，顧曰：『老病不能造謝，希勿訝也。』文僖登車，茫然自失。翼日為僚屬曰：『此真隱者，彼視富貴為何物也。』」
中國古代社會，因為人才「藏於民」，社會混亂時，卻往往人才輩出，如三國時期。社會文化，因為隱士的存在，更富於層次，不是簡單地只以宮廷、貴族階層的所好為標準。這是西方古代社會所無的。因此造成的中國文化與西方大相徑庭。中國歷史戰亂頻仍，有長達兩百多年的混亂期，也有異族入侵，之所以中國文化能夠綿延不斷，是因為文化在民，賢人藏之於天下，因而代代有人才。西方古國，能夠留下任何印記的只是國王貴族，一旦傾頹，文化就消散無遺，只剩下文明的物質軀殼——有人去欣賞，無人會仿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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