隨想：作人還是做人

楊道還 8/20/2021

現在很多人往往將「作人」和「做人」混用，但這兩者有很大的區別。

（一）

簡單講，「作」是「自作」，是自己的事情，如自作、作主、作畫、作家等；而「做」則用在與其他人或物共處時，具體而言的情形，如做事、做文章。所以，「作人」意味著個人修養和人格的塑造，「做人」則指做事時人的角色若何。

如「為人處世」一詞，先有個自己的為人，即人品、風格和原則性的策略，然後有處世時做事的具體的表現、方法和技巧；前半截由「作人」來，後半截是「人做」出來的，「做人」。

現代人講求情商、處事技巧，如善於察言觀色、委婉圓滑、保持微笑等等，即是「做人」，不能與「作人」相混。各種各樣的《成功學》、《領導學》就是這類「做人」的東西。從「作人」來，即從人格和修養來講，人是不應該這樣的。現代「作人」有所成，得到自己的人格和修養的人，往往是被稱為不會「做人」。這是因為，「作人」需要超越性地，或者說出世性的原則，而不是一味地隨順自己所處的時代和社會，「理性」地生活。這種現實的理性主義，實際上是精緻的利己主義。古人如有知，應該很驚訝，「勢利眼也有主義啦？」

用體用的框架來講， 「作人」與「做人」的區別和關係非常清楚。 「作人」是體，「做人」是用。以前的中國人講，「要做事，先作人」。這句話的意味很明白，無米哪來的炊， 「作人」是根本性的 。但是現代的國人往往認為「作人」並不那麼重要，迎合奉承、巧言令色的「做人」的表面文章，才更重要。

「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」，人欲善其事，也必先「作人」。現代人稍微有點兒見識的，就知道「情商」的必要性。但很多中國人追求情商，只是從追求「做人」入手，談到「作人」就大搖其頭，認為是傳統的糟粕。這種南轅北轍，得到的是一些自以為是的，無個性的，口是心非的偽君子。高「情商」只能從「作人」來。

我認識的某人，在美國作教授，不管學生提多麼愚蠢的問題，他都是說好、很好、非常好。他自以為很美國化。但他的學生不都是傻子。後來有次，聽到有人問一個學生這個人「作人」如何。這個學生很厚道或謹慎，只是憨笑，一語不發，讓眾人哄笑。

清陳澧講，「政治由於人才，人才由於學術。」一個時代的風雲人物，不是時勢造成的，而是此前的人才，在時代巨變之際，顯露出來。例如，三國時的眾多人物，很多人的進退取捨、氣節、氣概，即便現在看來，也不失為人才。他們不是在社會動盪中一夜之間草就的，只是在社會要「用」他們，將他們推向前台，才顯露出來。如果時代平平淡淡，他們也就湮沒無名了。而這些人，只是人才中的倖存者，那些在亂世遭受不幸的，應該還多。所以有人讚嘆，這個時期人才何其多也。在三國時期留名的這些人，很多不是時勢造成的那些豎子、草莽人物能與之相提並論的，而是此前學術的產物。

另一個例子，是民國的「大師」們，這些人分成兩大類，一類是晚清傳統學術的產物，一類是晚清民國西化學術的產物。後一類的「大師」，他們的影響如今安在？現代人講學術，是知識性的，與「作人」的品行毫不相關。所以陳澧所講的學術，在西化的潮流後，幾乎銷聲匿跡了。這就造成了現在所謂的「大師」，只是些草莽人物，即便僥倖成名，也只是五分鐘舞台。

從陳澧所講的學術，到人才的充足，到政治，需要幾代人。風起於青萍之末，後來的大時勢，起於毫不相干的學風。所以中國人有氣運的說法，從學術之氣，即可預見未來。現代中國人社會的氣運之衰，從學術無影無踪這一點來看，是史無前例的。而美國的現狀，開始於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青萍之末。

（二）

「作人」一詞，最早出於《詩經·旱麓》「鳶飛厲天，魚躍于淵。愷悌君子，胡不作人？」講的是周文王的德性得到了人的本色，如「鳶飛厲天，魚躍于淵」那樣。《左傳·成公八年》引申說，「詩曰，愷悌君子，遐不作人，求善也夫，作人斯有功績矣，是行也」。

南朝宋劉義慶《世說新語·方正》：「王敦問溫指溫嶠曰：『皇太子作人何似？』溫曰：『小人無以測君子。』」這裡用的也是「作人」的本意，即人格、人品、德性，而不是講什麼周旋揖讓的技巧或表現。

韓愈說，行成於思毀於隨。思是作人的功夫。一個人的品行，只能從思開始。一個人的品行的毀掉，從隨開始。思即是思考和反思。現代很多中國人瞧不起曾子的三省吾身，認為太迂腐。這樣的人也就不知道「作人」。不「作人」，就只能講究「做人」，這樣的人，不是這個條條框框下的奴隸，就是那個的，因而只是個工具、機器、木偶。中國人往往抱怨美國職場有天花板，但不知道，天花板固然或有，但沒有人願意與工具、機器、木偶為伍，做它們的工具、機器、木偶，即便這些人本身也是如此。

隨很簡單，一個人只要夠機靈，學透了規則，就能八面玲瓏，處事圓滑。但這種伶俐的人，實際上俗氣入骨，你根本不知道是否有個人在那個面具後面。這就像花花公子談情說愛，無不妥帖老練，但不管他講什麼，他根本沒有那個意思。花花公子所講，無一不是他說了不知多少遍的俗套，只有不懂事的小女孩，容易被這種人騙。但一個社會推崇八面玲瓏的人，算什麼？

孟子講，「有所不為，然後能有為。」與韓愈的話一起來看，孟子的所指就很明顯了。一個去隨的人，怎麼會有所不為。思導致不為，尤其指是在利益邏輯、理性下的不「明智」的不為。這種不為，是「作人」的開始，也是一個人在「作人」、會「作人」的判斷。「作人」的人可能無表現。「有為」，需要有機緣際遇，以「有為」與否作為「作人」的判斷標準，與見錢眼開的勢利小人，又有何分別？

美國的書店，總有self help book一欄，勉強可以翻譯成自我修養，但實際上不是，這一欄書中的大多數，是隨字當頭的，像shelf help，就像給軟體動物一個支架，不是給人以修養。比如說按照某種心理學理論，來從一個新的角度來生活。這樣的理論一個接著一個，不知道有多少，每一個都是今是而昨非，稱為科學的進步。跟著這些書亦步亦趨的人，就像甲蟲換殼，真是辛苦的很。心靈雞湯的書，也在這一欄。這一欄，大體上屬於「做人」的一欄。這些書，是寫來要人隨的，要「做人」；但人去隨，就造成自身作為人的性質的毀滅，被「做人」。

（三）

孔子說，「巧言令色，鮮矣仁」。這是批評八面玲瓏的人。他又說，「硜硜然，小人哉」。這是批評完全不變通的人。他還說，「鄉愿，德之賊也」。這是批評唯唯諾諾的，處處講究「寬容」的和氣的人。

孔子這樣的教誨，是很難辦的。即便熟讀《論語》的人，很多人也搞不清楚他老人家到底要怎樣。這種情形是傳統文化整體失落造成的。

老莊孔孟這些人，講的是「作人」的修養，批評的是「做人」的教條。按照英語的說法，「作人」的那個人字，應該是man，像be a man中的用法；「做人」則是person，是可以impersonate的。但西方人所講的「道德」，很多是person的。以下以同情心、寬容、和榮辱為例，略論「作人」的三個主幹。

從中國傳統學術上講，學問有次第，不能躐等。講同情心，必須先認識人性；講寬容，必須先有道德；講榮辱，必先知倫理。

人的同情，必須基於自己的人性，不是一概講同情。比如說，對飢渴的人和癮君子，不是一樣的同情。人要有人性，而不能「物於物」。那些人的行為，或者被某種思想主義驅使、或者被他人控制的、或者被物欲異化，與這些行為發生同情，是畸形、變態，而絕不是正常的。人要有人性，很簡單，孟子說了，「恻隐之心，仁之端也；羞恶之心，义之端也；辞让之心，礼之端也；是非之心，智之端也。」這四種人都是具有的，只要不刻意地將其去掉，或者「物於物」被洗腦，那麼從這四端，即可得到「作人」的基礎。

惻隱之心，是見到人處於危難時的共鳴。自己處在危難中，有恐懼，見到別人處於危難，自然就有共鳴，能理解，也就有同情。沒有共鳴，不理解的人，站在安全的地方，指手畫腳，對處於危難中的人沒有幫助，只能使他更覺孤立。其餘可以類推。

人的寬容，必須基於自己的道德，不是一概講寬容。比如說，一個兇案子，對受害者和罪犯，不是一樣的寬容。基督說，（石刑）自己沒有罪的人，可以扔石頭。這即是寬容從自己的道德產生。一個惡徒，他本是不寬容的，所以他沒有權利講寬容，只能祈求他人的寬容。一個偽君子，講寬容，是虛偽的，他只會寬容惡，而不寬容善，因為善對他有妨礙。一個鄉愿的老好人、唯唯諾諾的人，他善惡一起寬容，那麼一半時間，他是在助紂為虐。所以孔子說，鄉愿的人，就像被著人的賊一樣，敗壞了寬容。鄉愿的人，善也可，惡也可，也就沒有任何道德，是對道德的釜底抽薪。

孔子所講，與基督類似，他說「不能正其身，如正人何？」你自己立身不正，你如何知道別人的立身是正的。你不知道何為正，又怎麼批評別人不正。寬容在這裡自然產生了。要做到寬容也很簡單，孔子說，「君子食無求飽，居無求安，敏於事而慎於言，就有道而正焉，可謂好學也已。」好學之後還要有自省的功夫。孟子說，「仁者如射，射者正己而後發。發而不中，不怨勝己者，反求諸己而已矣。」這是達到寬容的正路。

只有像孔子、孟子那樣的正人加君子，才有真正的寬容。正就如一支箭。有反方向的阻力，和橫向的干擾，即孟子所講的橫逆。孟子對其不寬容，因為逆是正之敵，正是正要克服的，談何寬容？而橫，使正不可能實現，因而也絕不寬容。所以孔子講，「惟仁者，能好人，能惡人」。寬容只能對那些射向靶子而不正的人講，或者示之以正，或者助之以正。這裡沒有對歪打正著的投機的寬容的。

人對我有同情，有寬容，「我」自己尚有榮辱一關。所謂榮辱，其根本不在別人，而在於自己。「我」應該做，卻沒有做，做不到是辱。「我」不該做，在任何外在壓力下都沒有做，是榮。其餘情形處於榮辱之間。孔子講的，「君子思不出其位」，即是就此而言。所以，榮辱是基於人性和正人之上的自我鞭策。只有在知道「我應該是什麼、做什麼」之上才有真正的榮辱。

如果說，人性屬於天，道德屬於人，那麼「我應該是什麼、做什麼」則屬於「我」。只有知道了「我」在倫理中的位格，才能確定「我應該是什麼、做什麼」。這就要求人有對倫理的正確理解。找不到自身的位格的人，他的榮辱是混亂的，不該覺得恥而恥，以無恥為榮，因而得以發生。

社會意義上的榮辱是隨時代、地域、人群風俗和文化不同而不同的。人性和道德上的榮辱，則是確定的。但實際上，在人性和道德上已經能立足的人，是超越社會榮辱的。社會有其正時，社會意義上的榮辱才有意義。惡風惡俗中，勢利小人中，是談不上榮辱的。做到社會意義上的榮，也很簡單：「子貢問曰：『鄉人皆好之，何如？』子曰：『未可也。』『鄉人皆惡之，何如？』子曰：『未可也。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，其不善者惡之。』」

（四）

老莊孔孟之道，大體上指出以上三個層次的根本原則：人性上的天之道，道德上的人之正，倫理上的我之自立，因而也就成為了「作人」的必由之路。除此之外，沒有它路可通。現代中國人熱衷於拾人牙慧的「自由、平等、博愛」，卻不知道，這三者都是「外鑠我者」，沒有基礎的支持，就是空中樓閣。持這些主張的人，無一能逃脫虛偽的指責。如果說，沒有能克服此中虛偽的學術，也罷了。但傳統已有，卻不能理解，是這些人的悲哀。更有甚者，一邊宣揚「自由、平等、博愛」，一邊對傳統一竅不通而反對，這些人，豈「自作孽，不可活」之謂歟？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