楊道還 11/20/21
《老子》之書的體和用
《老子》是為侯王寫成，但侯王未必會用。韓非作《解老》、《喻老》前，似乎沒有任何人真正地將《老子》作為經典依據而引經斷事。將《老子》作為治道，始於漢初的黃老之術。
秦始皇雖然看重韓非，但只肯去用《韓非子》中最粗淺的權術，對「道可道，非常道」一無所知。秦統一六國之後，秦始皇認為銷天下之兵，用甲兵脅迫、嚴苛刑罰、禁錮思想的可道之道，就可以永遠地將皇位坐下去，他說，「朕為始皇帝。後世以計數，二世三世至於萬世，傳之無窮！」（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）這個如意算盤是符合理性和邏輯的，就如遠古的《1984》。但很可惜，秦始皇不知道，可道不可常，有反之動：他的可道之道在他死後三年，即被徹底推翻。
秦朝只維持了十五年，中國人對其的評價，歷來都是殘暴的典型。英文China一詞，有人認為是從秦的發音而來，顯然是牽強附會，一來，秦歷時極短，二來，將人與秦相聯繫，具侮辱意味：自古以來，說秦無好語。
對於秦以後的王朝來說，嬴政所為造成了秦國歷時六百餘載的王族徹底絕滅，這個事實，才是真正能引起他們焦慮的問題，使他們迫切需要得到一個學術上的解釋。顯然，這不是個邏輯能解釋的問題。歷史是半開半閉的問題，但歷史學家總希望歷史有個邏輯確定性，甚至有人走得更遠，要用計量史學，用數學模型——強邏輯來解釋歷史。這當然是南轅北轍。近幾十年，歷史學又歸於敘述性歷史，即是邏輯歷史這種可道之道破產的結果。另一方面，又有人認為歷史是完全偶然的，或者是勝利者寫成的，這另一極端只表現出這些人無能、無知的絕望，這樣的認識顯然不可能產生任何歷史「學」。
對漢初的人來說，秦鑑不遠，法家學術不是一個選擇，而老子所講的「為者敗之，執者失之」（29 章），足以令人警醒。所以漢初的人更傾向於道家，道家人物眾多，用黃老之術，清靜無為，與民休息，造成了文景時代的繁榮。黃老之術是假託黃帝，實際用《老子》的清靜儉約。劉邦的朝廷，儒家參與的人物不多。但儒家的孟軻曾講，「可使制梃（木棍）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。」（《孟子·梁惠王上》）這樣「迂腐不堪」的言論，竟然在秦末成為遙遙領先的預言：揭竿而起的確能打敗堅甲利兵的。這足以顯示出儒家也有遠超法家的眼光，為漢武帝的「獨尊儒術」打下了伏筆。其餘如墨家、陰陽家、名家都或羼入這兩家，或不足以與之相爭。
黃老之術是假託黃帝之名，實際用《老子》的道來統攝各種遠古以來的術。術是邑中小路的意思。小路行之而成即是小道，有術即有其妙和徼，就如有其道。如庖丁解牛之術，再進一步，就是道。而老子所講的質樸、靜篤、從善如流往往又是掌握術的訣竅。所以各種術的小道歸於大道，是順理成章的。黃老之術因而集大成，對自然有致用之術，對社會有經世、兵法、謀略之術，對個人有修煉、養生術，等等。佛教初入中國，以道為接引，佛教徒被稱道人，可見道的包含力。
漢武帝雄才大略，他採用儒家，被後世認為「獨尊儒術」，但類似於法家的酷吏也在他當政時興起，或者他的這些作為只是好大喜功，是道家反對的。漢武帝之後，黃老之術隱入民間，有的隱與野，有的隱與市。這也不奇怪，《史記》即稱老子為「隱君子也」。這使黃老思想深刻地融入中國文化各個角落：城鎮、江湖、和山林。即便在朝廷，漢武帝的獨尊儒術，也不能將黃老思想驅除，黃老思想也還有根深蒂固處。在宋代，儒家已經成為聖教的時代，宋哲宗以苏辙將宋神宗比作漢武為侮辱先帝，在场群臣「莫敢救」，只有右相范纯仁（范仲淹之子）替苏辙辩解，「史称武帝雄才大略……不為诋毁。」由這段掌故可見，在宋哲宗的心目中，道家觀點作為準則的份量。蘇轍雖然是儒生，但他寫了《道德真經註》，是儒家中傾向於道家的人物。
漢武帝之後，《老子》的體沒變，用卻發生分裂，形成了道教和道家的不同解讀。當然這兩者並不是那麼涇渭分明的，在嚴格遵循老子的清淨無為，虛極靜篤上是一致的。道教繼承了黃老之術，收攏了丹道修仙、長生久視的養生術、各種方技、符籙等。而道家則形成了老莊並稱的老莊之學。後世稱道教的人為道士，但其實道教的人是真正出世的，不屬於士；而道家人雖被認為是出世的，卻屬於士的階層，「身在曹營」。
筆者對道教的了解非常膚淺，所以這裡只是從道家出發而談。
老莊之學最大的用是得到真正的自我。老子喜歡講「聖人」如何如何，莊子講「內聖外王」。對普通的士來說，內聖才是讀老莊的目的，外王不是。外王只是內聖之用的一種，侯王盡可去學它，莊子不以之為意，借許由之口說，「予無所用天下為。」（《莊子·逍遙遊》）
老莊合流，《老子》始可以為普通人所用，將「內聖」之學轉為「自我」之學。老莊之學也是世人入道的門徑。道教的丹道修仙，也需要把握自我，才能不墮入旁門左道。各種術法，也需有自我的覺醒，才能不被其所困害。
邵雍講，「體無定用，惟變是用；用無定體，惟化是體。」老莊合流後的《老子》，與《老子想爾注》（道教經典，作者未詳），都是《老子》用的發展變化，「惟化是體」，形成了新的體。這就是「道可道，非常道」在《老子》文本上的應用。現在很多人解《老子》，號稱得到了老子的原意，這本身即是背離《老子》的宗旨的。老子寫下這一本書，頭一句就說「道可道，非常道」，不是讓人去拿章句作可道、作教條的呀！
那麼這樣的「背離」如何能是合理的？程頤在《易傳序》中講：「體用一源，顯微無間。」這句話的「一源」即是「眾妙之門」的最好的解釋：《老子》原文為「顯」，化用是「微」，兩者「顯微無間」，真意乃現。因為有「一源」的約束，雖然體無定用，也不是隨隨便便什麼樣的用都可以，只有符合那個根本的，才能用。這就像靴子可以這樣那樣穿法，卻不能有冠在頭上之用。
邵雍所講的道理，是中國人獨有的思維的產物；但這個道理的實踐，卻不是，因為這個道理是普遍的。以法律為例，美國和英國的法律屬於海洋法系，其特點是判例法。判例法是「體無定用，惟變是用；用無定體，惟化是體」最好的一個例子。在判例法中，法律通過對眾多法官对具体的法律问题的判例，积累而成。如果一個奇案沒有過類似的判例，那麼法官對此的判決，就成為法律的新的組成部分，即成為法的「體」的一部分。「惟化是體」，美國法律的體總是化的。一椿訟事，想要送到美國最高法院是很難的，因為只有那些特別地異乎尋常的，大法官們才接理。他們的審理，無判例，即是靠「惟變是用」。美國人對重要的文件檔案的保存極其認真嚴格，而這些最高法院的判例，又屬於重中之重，所以保護更加嚴密，以傳之後世。所以著名脫口秀的主持人Stephen Colbert在他的書裡開玩笑，說，你若想不朽，就把官司打到最高法，你的名字就在全世界最嚴密的保護下了，這是讓名字永垂青史最保靠的辦法。
老子講道和用，莊子講德，兩者合在一起，才能「道行之而成」（《莊子·齊物論》）。道行之而成，即是道用之而有徼，這樣的用，需要人去用，需要得到真正自我的人去用，才能有成、有徼。沒有得到真正自我的，如「物於物」的人、被驅使的人、異化的人是不能行之而成的。豎子可以因形勢成名，卻不能成其道。
可以用蘇軾的《琴詩》為例，來理解道、用和人之間的關係。詩云:
若言琴上有琴聲，
放在匣中何不鳴？
若言聲在指頭上，
何不於君指上聽。
演奏家彈的一曲，到底來自哪裡，樂譜、琴上、還是指上？若說來自三者之一，三者都不發樂聲。正在學習演奏的人，樂譜、琴、指之體都有，卻彈不成調，是缺了什麼？不同的演奏家，彈起同意樂曲，卻不同，這是怎麼回事？答案很簡單，樂曲來自於「用」。這個「用」不在樂譜、琴、指的體之中，而在於演奏的人去「用」它們。
詩歌也是如此。連琴都不需要，平平凡凡的字和典故，有了好的詩人之「用」，就有清新美妙的詩篇。好的詩篇，不僅僅用字，而且煉字，使其更明瞭或者另有新的發明。詩人將一個字翻出的新意，又成為字的一部分，「惟化是體」，就有字義的新的發展。如果認為將字的定義和詞源弄清楚了，就懂了一種語言，就能將世界揭示出來，那是荒謬的，沒有這麼便宜的事情。這就像認為將字典中所有字的確切意義都記住了，就成了文學家、詩人。同理，認為將百科全書、維基百科都讀過了，就成了大學問家，也是荒謬的。「道可道，非常道」的原因即是這個「惟化是體」的用所導致的。
而一個字，經過哲人、詩人、文學家的錘煉和翻出新意後，並不是變成任意一個字。這就像彈琴不能變成繪畫，靴子不會變成帽子戴在頭上一樣，總有個「體用一源」的聯繫在裡面，不是毫無根據的杜撰。所以「用」導致的變和化，是有法則（order）在裡面，不是導致混亂的，而是導致流動、流化、推陳出新。這樣的變化的軌跡，即是道。
以上的討論，不僅僅限於音樂、詩歌，還適用於一切藝術、文學、和創造性的工作。科學上，開創性的探索，也在其中。每天在實驗室裡重複實驗，或者像盧瑟福所講，像集郵一樣的科學工作，卻不在其中。
用比喻來說，《老子》就如樂譜，萬物為琴，行道的人如手指，行之而成如美妙的樂曲。如莊子所言，「庖丁為文惠君解牛，……，砉然嚮然，奏刀騞然，莫不中音。合於《桑林》之舞，乃中《經首》之會。」（清郭慶藩《莊子集釋》疏，「桑林，殷湯樂名也。經首，咸池樂章名，則堯樂也。」）莊子此處，以音樂設喻，不是庖丁弄得刀具出響。
談《老子》，也是如此，談說的人如手指，所講如樂曲。中不中聽，既有談的人的見識，也需知音能賞。人的器官，如眼，只能看到能看到的東西；同樣地，人也只能理解自己能理解的。要想能理解自己不能理解的，「惟變是用」，思維必須有變的餘地。理解《老子》的思維上的準備，需在稍後細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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