杨道还 2/7/2016
学统适用的对象是个体的人，也就是所有人；道统适用于那个道统里面的人，这就比学统的范围狭小；政统的范围更加狭小，只适用于那个政统之下的某个确定时代和地域中的那些人。（杨道还原创，版权所有，转载请注明wordpress链接。）
杜牧有丸之走盘的比喻，他用这个比喻来形容自己所注的兵法如同盘，任何具体的用兵就如盘中的圆丸，“丸之走盘，横斜圆直，计于临时，不可尽知。其必可知者，是知丸不能出于盘也。”杜牧这里讲，兵法的适当运用只能在用兵的人所处的那个地点时刻临时决断，不能事先完全确定或预设。但从大体上，可以把握其变幻的范围——不出于盘。
这个比喻也可以用在学统，道统，和政统的关系上。政统的人事和其走向尽可变幻无穷，而事实上往往确实如此，社会的复杂多变超出任何人所能了解的，包括当时的人也包括历史学家，这些纷繁复杂的事件不能事先设局，也不可逆料。当政统成功地压制道统和学统时，事件发生时，身处其中的人的反应虽然不同，但有个大致的范围，这个范围不出于政统的盘。正如：“盖世必有非常之人，然后有非常之事；有非常之事，然后有非常之功。非常者，固常之所异也”。在这类社会中，大权在握或如鱼得水，能够主导社会行为的人，往往不是非常之人。这样的人，即使努力作为，也只能使社会在盘中反复循环，不能使之前进。人们读史时，对历史事件的发生，有时有“为什么当时的人不做另外显而易见的选择”的遗憾。但当时的人身在此山中，往往并不知道可以另有选择。从政统的盘外来看，局外者清，却能很容易看出来。（杨道还原创，版权所有，转载请注明wordpress链接。）
道统与学统也是如此。二程的理学即是出于盘外的一例。宋史说二程，”泛滥于诸家，出入于老、释者几十年， 返求诸《六经》而后得之“。下棋时，任何人都知道先要有一张足够大的桌子，能将棋盘铺开才能下子，而不能在卷曲一团的棋盘上下棋。看地图时，任何人都知道将地图铺开之后，有了方向才能真正读懂。二程泛滥诸家，所得到的即是容纳儒家之盘的桌子和方向感。如果认为二程泛滥诸家，只是虚掷时光，或者只是得到诸家皆非的见解，才回归儒家，就不能明白理学是因为糅合释道儒才取得的进步。
焚书坑儒与儒家排斥释道，在对盘外只知道”恶其害己“这一点上，并没有差别。稍好一点儿的，不排斥盘外，也认为这些东西没有用处。这些人并不知道，人世除了世代更替的循环，还必然有演进。否则的话，就像庄子所讲的：”夫地非不广且大也，人之所用容足耳。然则厕足而垫之，致黄泉，人尚有用乎？”这句话是说，人除了立足的地面——有用的，其它不用的地面都挖掉，那么立足这一点点地方还有用吗？将盘外一切摒除，得到的只会是一个牢笼。盘外无用之地，实际上是社会演进的余地，没有这些余地，人类就像处在一个铁盒子里，毫无希望而言。
对于政统的盘，能够出于盘外的人，如上所言，不是帝王将相，也不是社会的当道主流，而只能是不合时宜的学人。这一点历来如此。这些人的探索，是社会前进的参考。这些人中的佼佼者，如孔子，不着眼于政统，而着眼于社会的维系。在社会维系这个平台上，朝代更替的治乱循环才能得以实现，而不是一蹶不振万劫不复，像很多西方文明那样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孔子等人才是中国社会真正纽带之所在，社会前进的真正引领者，而不是所谓的三皇五帝，帝王将相。中国历代的帝王将相，只是时势弄潮儿，其中大多数只是世无英雄，竖子成名一类的人物，他们所作所为，只是盘中的无穷变化中的若干种，没有恒常的意义。（杨道还原创，版权所有，转载请注明wordpress链接。）
出于人世盘外的人，只能是隐逸一流。林深人不知的释家和在僻处自说的道家，西方一些哲学家，即是此类。俗语说，乱世佛，治世道，由治入乱是儒家。这句话不知出于何人，意义也众说纷纭。这句话或可解释为，释家的作用在乱世中才能显露出来，同类地，道家在治世，儒家在由治入乱之世。或者说，人才在这三种不同时世中，更明显地藏身于，或者出身于这三家之一。这些人才，能够具体地影响社会的演进。社会不是随时都有演进的机会，但一旦转折点来临，在这一时刻缺乏合适的人，社会就只能重演循环。中国传统学术在理学之后，不仅鲜有进展，而且迂曲压抑，不仅不能吸引真正的人才，而且使其不能容身，这导致宋后中国社会的沉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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