杨道还 2/14/2016
人类文明的起点在哪里，这样的问题尽可让生物学家，考古学家，历史学家，以至于人类学家们去争论和探讨。但可以知道的是，自从人类文明的出现，人道与天道就分道扬镳了。认为人类史是自然史的延申的错误，在于不知道这样的分途的存在。正如一条路转弯到另一条路，很难说在拐角上的哪一点，这条路就转变为另一条路。但可以知道的是，从这两条路任何一条的远处，都能够很容易意识到存在着这样的转弯。人类文明也是如此。
无论学统，道统，还是政统，都是在人道与天道分离之后才出现的。在人道的远处，向后回顾，就形成了历史。历史对人最直接的作用是给人一个方向感。在历史之流里，一个社会就像一艘船。普通人的生活，就像甲板下忙碌的水手，并不能意识到，也没有意愿去知道航向。当船上也没有合格的领航员和明智的船长，这样的文明就容易迷航而湮灭，正如很多早期的文明。将历史归于虚无，刻意地忽视方向，这样的社会也很容易步其后尘。所以说，不知道过去，就没有未来。
《世界通史》的作者斯塔夫里阿诺斯说，历史需要不断的重写，每一个时代都有一个时代的历史学，这是因为人们有了新的认识。历史的确需要不断的重写，但这种重写与篡改是不同的。人类文明之路并不是笔直的，有转弯，也有兜圈子。人们在这条路上，每走一段，就需要修正一下方向，这是历史学的前进和重写，这与改变史实是截然不同的东西。认为历史是个小姑娘，想怎么打扮就怎么打扮她，那是完全不知历史为何物了。在各种转弯转圈的迷雾中，始终没有失掉人道与自然渐行渐远的方向，和对此的确信的人，才是引领历史的人。这样的人所指出的方向，其重要性可能要经过长久的历史时期才能认识到。
历史又可以给人对社会之船的动力学的认识。这样的认识即包括社会的传统的惯性，也包括人对自己的认识。人作为一个机器，仍然是人类所知的最复杂的机器，人类对这一机器的认识远远没有达到完结的地步。由这样复杂的机器所组成的社会，复杂性又更胜一筹。在对这两者的了解和研究中，任何材料都不是多余的。换句话说，没有任何历史是多余的。对历史的篡改和谎言，即是出于某种善意的目的，也只会导致误解，而不会有所帮助。
在孟子与告子的辩论中，告子说，人性如湍水，意味着无善无恶，孟子则认为人性是善的。在这段辩论中，孟子并没有解决人性的问题，但他在反对告子的观点这一点上，却是正确的。人道并非自然之道，而有自身的方向，而且人类能够找到这一方向。这一点在孟子身后，文明演进两千多年之后的现在，很容易看出来。“人之所以异于禽于兽者几希”（孟子），人类文明的演进，可以说是从人性与自然些微的不同，经过漫长历史时期的积累而成，也可看作在芸芸众生中极少数能认识到这一点的人，他们的认识和思想最终牵动了历史。在这个意义上说，人类史的本质是思想史。这些极少数的人显然不等同于所谓的历史英雄人物，从那些英雄人物身上去寻找历史的线索，那是近乎问道于盲了。
《易·系辞》有“天下同归而殊涂，一致而百虑”。百虑即是不同学统的作为。有一线流传的思想，即成学统。不同的学统，都对历史有所影响，最终共同决定了历史的方向。试图从对某一学术的排斥，对传统的摧毁，或对人本性的异化中找到未来的方向，都是缘木求鱼，这是天下同归和一致所决定的。因此要知道过去，究天人之际，通古今之变，必然要有融通的学术，即给每一种学术，传统，人性应有的认识，而不是盲目反对之。这种兼容性，才是学术通往未来的关键。钱穆说：“清儒亦有言，非通群经，不足以通一经。推此说之，非通诸史，亦不足以通一史。非通百家，亦不足以通一家。”（钱穆《庄老通辨》自序）这句话即是融通的意思。有了这样的认识，即是得道多助，所有的学术都成为一种助力，而不成其为一种负担或障碍——这一点是决定性的，凡是忽视这一点的学术，都是“为天下用而不足”的跛脚学术。
既然讲天下，就不分东西方，人类文明是同归一致的，学术也是如此。李宗吾说：宇宙真理是浑然的一个东西，中国人、印度人、西洋人，分途研究，或从人事上研究，或从物理上研究，分出若干派，各派都分了又合，合了又分，照现在的趋势看去，中西印三方学说，应该融会贯通，人事上的学说，与物理上的学说，也应该融会贯通…像这样的分了又合，合了又分，经了若干次，才能把那个浑然的东西，研究得毫发无遗憾，依旧还它一个浑然的特性。宇宙真理，只有一个，只要研究得彻底，彼此是不会冲突的，如有互相冲突之说，必有一说不彻底，或二说俱不彻底。”李宗吾所讲与钱穆一致，而意义更为广泛，不仅指中国学术而言。
【注】《隋书》有：“夫神则阴阳不测，天则欲人迁善，均乎影响，殊致同归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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